王选语录

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美,给人带来的愉快是最大的报酬,是一种高级享受。献身科学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么样生活,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

一个好的科学家或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好人,才能带领队伍。什么叫好人?季羡林先生曾说过,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更多就是好人。这一标准我觉得可以再降低一点: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就是好人。

我的座右铭是:“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

中国古代有句话,上士忘名,将名利彻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来;下士窃名,自己不行就窃取人家的。我做不到上士,但是我不会为了立名而去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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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悼追思
王选留给我们技术,还有精神

王鹤

设在北大百年纪念讲堂的王选灵堂,自13日起,每天凌晨5点就有许多人在外等候吊唁。

在当今的中国,很少有一位科学家的离去能引起人们自发的悼念。对于普通人来说,“两院院士”、“政协委员”、“方正控股董事局主席”这些诠释王选身份的符号离他们很遥远,惟一能让人折服的,是王选的人格魅力,是他在自主创新上表现出的勇气和智慧,是那个已经发黄的时代最纯朴的科学精神。

王选的人生是伴随着共和国的科技进步共同成长的,他改写了我国印刷业历史,在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探索中,他身体力行并卓有成效。

一个人的创造能为他的国人带来福祉,是无尚的荣光,带着这份光荣离去也分外令人感怀。

18年如一日每周工作65小时

王选说,“我这一生有三次狂热的工作经历。第一次是高中做社会工作,达到全身心投入、忘掉一切的地步。第二次是1959年至1961年研制‘红旗机’,玩命到不顾身体,经常连续工作一天一夜。第三次是1976年至1993年搞激光照排,狂热却不失冷静和理智。”

“王选逝世后,有人在网上写下题为‘王选之后再无王选’的文章。我看到那个题目,我就想,真的,再也不会有这样一个人出现了。”汤帜说着,微微叹了口气,眼神游离到远处,然后又哽咽着停顿了几秒。“我周围的人再也达不到这个境界了,至少是像他那样的成就。与王选那个时代相比,我们现在做研究的条件实在太好了。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他能那么投入,实在令人佩服。”。

汤帜是王选的研究生,1987年本科毕业后一直跟着王选做研发,直到现在成为方正集团数字内容事业部的技术总监。”

汤帜说的是王选1975年开始研发“激光排照技术”的艰苦情形。王选自己曾说,“我这一生有三次狂热的工作经历。第一次是高中做社会工作,达到全身心投入、忘掉一切的地步。第二次是1959年至1961年研制‘红旗机’,玩命到不顾身体,经常连续工作一天一夜,最紧张的时候40个小时不睡觉。有时过了吃饭时间,和同事一起到饭馆,点了菜还没上来,我已经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熬完通宵回到宿舍,坐在床上还没解衣服,坐着就睡着了,等口水掉下来,醒了,再脱衣服躺下。”第三次是1976年至1993年搞激光照排,狂热却不失冷静和理智。

王选所说的第三次狂热,是研发“汉字激光排照技术”的过程,这一成果成就了他科研事业的最高峰。在王选及其同事的努力下,中国报业和印刷出版业得以“告别铅与火,步入光与电”,酝酿出影响深远的技术革命。直到如今,业内人士仍然感叹:中国的IT界,再没有哪个人的成就能和王选的成就相比。

王选1937年生于上海,其家庭可谓满门才俊,其外祖父是中国第一代留学日本的学生,其父王守其毕业于南洋大学。王选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业,1959年起任北大无线电系教师。“人很干净但身体很弱”是他留给人们最深的印象。

1975年开始从事激光照排技术研发时,王选是一个每月只领40多元劳保工资、长期在家养病的老病号,目的是不愿放任自己,找些事做而已。王选之所以在今天被誉为最具市场眼光的科学家,因为在那个闭门锁国的时代,他敏感地看到要“跳过第二代光机式照排机、第三代阴极射线管照排机,直接研制第四代激光照排机”,同时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把技术局限在实验室,而是努力使科技创新转化为生产力。

从1975到1993年,从研制成功“汉字激光排照技术”到与人联手成就方正,18年间,王选一直每周工作65小时。即使到1997年,王选已经60岁,仍然一周工作40多小时。回顾1975年的研发条件,资金、实验室、信息获取等无一不是问题,同时还有来自各方人士的压力,跟着王选走过来的很多人都说“无法用语言描述”。王选形容这是唐僧取经,九九八十一道难关,数不胜数。

1979年8月11日《光明日报》第一次披露了王选成功研发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消息,1988年,《经济日报》报社印刷厂取消了全部铅字,完全采用激光照排系统,成为世界上第一家彻底废除了中文铅字的印刷厂。1995年,王选牵头成立了方正技术研究院,建立起一个从科研、开发、生产、销售、培训和售后服务为一体的一条龙体制,开始探索和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产学研创新模式。产学研一体化让北大方正从一个最早只靠激光照排技术生存的企业,发展到现在拥有几十个项目的集团公司。

56岁那年,王选自觉创作高峰已过,对于技术前沿的洞察力和敏感度已无法跟上年轻人,便坚决退出了研发一线,转而全力扶持年轻人。他说,自己当年做研究是个无名小卒,常常会受到一些表面上权威、却对实际技术细节了解甚少的人的干扰,他不愿成为这样的人。

王选在遗嘱中留下了一句话:年轻一代务必“超越王选,走向世界。”

“王老师从不让我们给他署名”

王选说,“在选题和确定技术途径时要注意中国国情。要仔细研究哪些事情应该做而且可能做,哪些事在中国不应该做或不能做。如果只欣赏和坚持局部创新,而忽略了整体上的大方向,有时会产生灾难性后果。”

“我是有企业家头脑的科学家。但不是企业家。”王选这样评价自己。科技领域的企业家头脑是什么?

“王老师在任何一个项目开始之前,第一件事情就是了解清楚国外的研究现状与发展动向。现在看这是件平常的事情,但是当时那个时代,太不一样了。”王选给汤帜他们上的第一门课《现代软件设计方法》是全英文授课,在1987年,尽管在中国最高等学府,全英文授课依然是新鲜事。“他说搞计算机必须随时跟踪国外前沿动态,必须具备极强的英文阅读能力。他从60年代开始坚持收听BBC对远东的英语广播,每天半小时,天天如此。那时候因为收听敌台,文革时候吃了不少苦头。”

当记者问汤帜,王选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他想了很久说,这很难说,大部分是潜移默化。“比如说作研究方面,王老师很敏锐,我记得很早以前,还没有互联网,王老师就托朋友在美国订阅专业印刷出版领域的期刊。前沿的东西他很注意,和排版相关的东西,他会让我们看。后来我也就形成习惯了,随时跟踪动态。除了跟踪以外,还有就是留意一些其他技术,暂时看起来和我们这个技术无关,但将来可能会融合,或者能诞生一个更大的行业。”

“后来,王老师放手让我们做研究,但他依然会给我们很多指导意见,他的一些创意想法给了我很多触动。我做飞腾排版软件的时候,他有一次突然找到我说,OLE技术能不能在我们的排版里面用?我很受触动,觉得这是个解决的好办法,后来,发现在排版软件使用会给集成等方面带来很大的好处,这项技术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超前的,在当时,做Windows系统软件的都很少,我们从Windows1.04版本就开始做,国内那时还没几个人见过Windows。王老师对新技术、新发展趋势的把握非常敏锐。”

控制论创始人维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已经建立起来的科学领域空白区上,最容易取得丰硕成果”。这与王选的思想高度共鸣,王选曾说:“我当时比较注意了解20世纪50年代国外计算机界的情况,它们的体系结构设计得非常巧妙,常常让我赞叹不已。慢慢地,我就问自己,为什么只能欣赏别人的成果,而不能有自己的创新思想呢?于是我开始研究这些创造性成果的科学家的背景,一下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他们大多具有两个以上领域的知识和实践,在面临挑战时往往会萌发新的构思。”从那以后王选找到了产生创新思想的源泉。

肖建国也是王选的学生,如今方正集团的CTO,他也是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的重要研发人员之一。他回忆说,1989年的一天王选跟他说,要他以后做图像,做彩色图像,要把印刷品升级成彩色印刷品。肖建国回忆说,当时王选跟他讲这些的时候,国内只有几个家报纸是彩色的,省市大报没有一家是彩色。直到1992年,方正把第一套彩色出版系统卖给澳门日报,国内印刷排版市场才开始彩色换代。

王选的创新步伐一直没有停息。在成功研发出激光照排系统和报业流程管理系统后,1995年王选又率领北大方正集团进军广播电视领域。目前省级电视台80%采用的是北大计算机研究所研发的电子播控系统。

王选说,“在选题和确定技术途径时要注意中国国情。要仔细研究哪些事情应该做而且可能做,哪些事在中国不应该做或不能做。如果只欣赏和坚持局部创新,而忽略了整体上的大方向,有时会产生灾难性后果。”我国的科技人员过去习惯于拿国家的钱从事攻关,不管有无效益,有个鉴定会便可交账,这是王选最看不惯的科学界弊病。

“王老师做事非常正,基本不想什么个人利益。完全没有浮躁的心态,就是踏踏实实地把事情做好。对年轻人特别提携。”汤帜提到一个细节,“在高校,导师论文署名权的问题很受关注,研究生的论文上导师署名很正常,很多导师要求署名放在第一个,如果你不给我署名,我就不给你报销,不给你某些权力。王老师从来不这样,从不让我们给他署名,除非他真的在其中做出了最核心的工作。”

“高新技术需要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

王选说:“高新技术企业往往靠科学家的一项或多项技术起家,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家是否具有市场头脑,是否能敏锐地预见当前或未来市场需要什么样的新技术,以及具有把科研成果转化成商品的决心和能力。”

提到方正和王选,不能不提到中关村,以及王选、倪光南、王缉志三大技术派总工创业时代。提起与那个时代中关村精神的对比,汤帜说:“老一辈更踏实,现在的年轻人,想的多是买房子,买车,作技术是因为收入高,为了过得更好。但那时更多的人还是想作出点东西来,做出点有价值的事情来。”

方正起步的同时,还有四通以及联想的发迹。那时对于中国信息产业界的探讨焦点,依旧专注于传统研究所体制下技术到底如何跟市场相结合,技术派的总工如何推动技术企业的商业发展。

IT业界著名评论家方兴东曾说,中国信息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崛起了一大批国内企业。但是,如将业内所有公司的副总裁以上的精英们集合起来,里面有多少是真正搞技术的?可以说微乎其微。他们大多数都是市场型的。市场当然是产业重点。但在这一典型的高科技领域,技术的缺乏却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尴尬。王选依靠技术,成就了公司,可以说赢得了最令人瞩目事业成就,推动了方正成功上市,并且将一线管理让位给年轻一代,自己依旧关注在技术开发领域。这种局面下,王选显得格外独特,又格外幸运,甚至可以看作是中国信息产业的一个“异类”。

王选曾说:“高新技术企业往往靠科学家的一项或多项技术起家,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家是否具有市场头脑,是否能敏锐地预见当前或未来市场需要什么样的新技术,以及具有把科研成果转化成商品的决心和能力。高新技术发展还需要一大批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既是技术专家出身,有很强的技术背景,又有卓越的管理才能,在决定发展方向上能够抓住机遇和领导潮流。因为企业的发展最终离不开经营专家,没有强有力的销售队伍,也就谈不上市场占有率,企业不会兴旺,技术也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正是这样的思想,王选在将自己在方正扮演的角色拿捏得十分准确,他与如今方正集团方正控股主席张旋龙之间的合作是让中关村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汤帜提到,王选在退出方正集团一线后,最关注的是如何让北大计算机研究所的科研成果做得更好。“因为研究院后来和方正的密切关系,研究院的科研方向更侧重于作产品,基础研究方面可能有些忽视了。他觉得需要把基础的东西抓起来,有些东西现在还能看到价值,不能马上产生利益。他希望研究所能承担起这个担子。这个事情刚刚启动,他还没看到成果,这也许是他的遗憾吧。”

(《经济参考报》,2006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