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语录

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美,给人带来的愉快是最大的报酬,是一种高级享受。献身科学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么样生活,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

一个好的科学家或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好人,才能带领队伍。什么叫好人?季羡林先生曾说过,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更多就是好人。这一标准我觉得可以再降低一点: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就是好人。

我的座右铭是:“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

中国古代有句话,上士忘名,将名利彻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来;下士窃名,自己不行就窃取人家的。我做不到上士,但是我不会为了立名而去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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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回忆
王选的科研道路启示我们如何创新

韩启德

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作为科学家的王选,他选择了献身科学,也就必然地选择了自主创新的艰辛道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信息时代”到来之际,创新成为整个时代的显著特征,于是时代选择了王选,王选的命运就这样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成就了他一生的卓越与辉煌。王选的科研实践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在举国共识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今天,这个问题值得探讨。

1、基础理论的意义。1954年,王选以优异成绩考进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那是北京大学一段黄金时期,校长马寅初主张把教学重点放在基础课上,让著名教授担纲基础课教学,以便使学生在入学之初就打下扎实的基础。而基本功扎实的学生,一般都是“学习力强、后劲足”,这一特点在王选那一代“北大人”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54级数力系200多个全国各地的数学尖子,一进北大就师从江泽涵、程民德、丁石孙等著名教授,听他们讲授基础课程。在学习知识体系的同时,也学到了名师们独特的治学方法,培养了严格思维的习惯,为他们日后多数成为科技精英打下了扎实基础。它也给了王选一把打开科技创新之门的钥匙,使他日后得以在计算机领域闯关破壁,游刃有余,而这是他当时未曾意识到、后来在科研实践中深刻体会到的。王选后来说:“北京大学应该继承优秀教师讲基础课的这种传统”。他常对研究生讲,“在大学本科期间你不应该去问这个课有什么用,这是对你一生知识的某种训练,将来发挥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30多年来我在从事逻辑设计、体系结构研究、软件、微程序设计和专用芯片的设计过程中,深感北大数学系的严格训练使我终身受益。”王选所说的“严格训练”实际上是一种“抽象”的数学语言能力的训练,一种严密的逻辑思维和推理的训练。扎实的数学功底,使他在后来研制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过程中,面对汉字字形信息量大这个中文信息处理中最大的难题时,很快找到了汉字笔画的规律,而且想到了用轮廓加参数的数学方法描述汉字字形,使汉字字形信息以1:500的比率高倍压缩;设计出一套算法,使被压缩的汉字信息高速复原成字形,而且适合通过硬件实现;想到了用参数信息控制字形变大或缩小时敏感部分的质量,从而实现了字形变倍和变形时的高度保真等。这些当时被有些人称为“骗人的数学游戏”的设计原理和思路,却是真正了不起的原始性创新,后来成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核心技术,获得了欧洲专利和8项中国专利,使得中国出版印刷业实现了跨越发展。所谓原始性创新,就是认识自然规律,发现新现象,提出新问题,从源头创建新的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王选首先创造的是一种原理和方法,而这项创造的首次应用就成为重大的技术创新。应该说,王选一生的发明创造都受益于他扎实的数学基础。可见,基础理论对于科技创新的重要意义,它是高技术创新与发展的基础和先导。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没有基础理论研究,科学技术就不能具备独立和持久发展的能力,就没有进入世界科技最前沿和搞尖端技术的基础。

2、培养远见和洞察力。大学二年级选专业,成绩优异的王选报出了一个冷门:计算数学专业。这个专业现在很时髦,可在当时却是乏人问津的新兴学科,在北大不但没有像样的教材,而且在多数人看来不见得有多么高深的学问,将来要跟计算机打交道,枯燥乏味,前景也很渺茫。但王选的想法很独特:“越是古老、成熟的学科,越是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越难取得新的突破;而新兴学科往往代表着未来,越不成熟,留给人们的创造空间就越广阔。”促使王选最终下决心选这个专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看到了国家在1956年制定的“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其中把原子能、自动控制和计算技术列为“未来重点发展学科”。他敏感地意识到:“发展计算技术不但是国际潮流,也是国家的需要。如果把自己的工作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很可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这就是王选的与众不同之处,他能够由今知往,见微知著。他选择了一个新兴学科,这个学科使他感兴趣的是广阔的未知领域,当计算机迅速发展的时代到来的时候,王选的选择就与时代合拍了;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的兴趣与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为知识选择方向,最终实现知识的最大价值。多年后他总结自己取得成就的原因时说:“我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和在关键时刻能想得比别人早一点有很大关系。我曾经谈到过自己的很多不足,但我有一个优点,就是有一些远见和洞察力。”“有了远见,就不会受潮流的影响,就不会被暂时的发表论文、评职称左右,就不会急功近利。”

对于如何培养远见和洞察力,王选还总结了另外三条经验:一是大学期间扎实的基础课训练给予了他较强的学习能力。二是靠大量的工作实践。毕业后王选留校任教,有机会参与大型计算机的设计、调试,经受实践的锻炼,养成了自己动手的习惯,这使他认识到,“在计算机领域,只出点子、从来不动手实现的人不容易出大的成果。一个新思想和新方案的提出者往往也是第一个实现者,这似乎是一个规律。”三是阅读大量的文献。自主创新,并不意味着封闭,这首先需要知己知彼。王选在长期的科研实践中养成了大量阅读文献的习惯,他在大量文献中了解到计算机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动向,从而能够作出比较超前的判断。

3、学科交叉的意义。王选在参与北大“红旗机”研制的过程中,曾经是硬件逻辑设计的主力,在设计、调试计算机的第一线“摸爬滚打”了几年,不仅养成了自己动手和大量阅读文献的习惯,更重要的是,他结合实践经验,从阅读文献中总结出了一个科研规律:“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计算机硬件方面的很多高招都来自程序和应用(后来叫软件)的需要,硬件和软件的结合给计算机体系结构带来一系列的突破,可见,程序和应用对硬件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了解软件,才算真正懂得计算机。”这让王选“茅塞顿开”,他似乎找到了创造源泉。于是他在1961年作出了一个重要选择:从硬件转向软件,从事硬件、软件相结合的研究,以探讨软件对未来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影响。他相信,这种跨领域的研究,能够使中国人有可能和外国人同时甚至更早提出某些新思想,这一点被王选后来的成功实践所证明。

王选在研制激光照排系统时所遇到的第一大难题就是汉字信息量大。汉字多达数万个,仅汉字点阵对应就有几十亿字节的存储量。由于王选的数学背景,使得他很容易想到用一种信息压缩的办法,即用轮廓和参数相结合的方法描述字形,并且设计出一套把轮廓快速复原成点阵的算法。但当时用常规计算机上的软件复原点阵速度是相当慢的,一个只懂数学和软件的人可能会束手无策。而王选有软、硬件两方面的实践背景,所以他又想到可以对这种关键性的、特别费时的操作设计一个硬件,将复原速度提高100倍以上,对于非关键性的操作则用非常廉价的软件来实现。这样用软、硬件结合的方法,很容易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王选在汉字精密照排系统方案说明中谈“系统设计的指导思想”时写到:“在任何以计算机为主体的系统中,都必须十分注意软件和硬件的结合,让软件和硬件互相配合提高整个系统的性能价格比,从本系统的全局到每个局部都贯穿了这一思想。”他比别人更加清楚“那些做出创造性成果的科学家大多数具有两个以上领域的知识和实践,在面临挑战时往往会萌发新的构思”。

跨学科研究是王选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他一直积极倡导学科交叉。我记得在2000年北大与北医合并的时候,王选对我讲:“北大与北医合并了,有一件事情你无论如何都要去做,那就是去抓学科交叉。”我听了他的话,在北大校长办公会上自告奋勇由我负责来组织成立一个生物医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在他的鼓励下,这个中心成立以后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曾经在《科学时报》上看到过一篇文章,讲到在美国的学者中,新一代学科带头人与老一代学科带头人已经不一样了,差别在什么地方呢?现在的优秀科学家,他是占住一个领域,但绝不限于这个领域;占住一个学科,但绝不限于这个学科,他手上拿着到其他各个学科的通行证。我们应该从培养人开始,就要进入多个学科,只要进入了多个学科,去搞交叉,那天地实在是太广阔了。这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最佳途径。

4、认准目标,就要狂热追求。 王选称自己一生有两次狂热地搞科研工作的经历。第一次是从1959年至1961年参与北大“红旗机”的研制工作。他全身心投入,玩命到不顾身体,经常连续工作一天一夜,最紧张的时候40个小时不睡觉,被人称为“拚命三郎”,最终把自己的身体累垮了。第二次就是从1975年到1993年搞激光照排,狂热但不失冷静和理智。这一次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创新。在我国连一代机都没有搞出来的落后背景下,王选提出跨过第二代、第三代照排机,直接研制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那时候他还是个疾病缠身、毫无名气的小人物,大多数人不相信他能做成,冷嘲热讽不绝于耳。但王选不在乎,他被“激光照排的难度和价值”深深吸引住了,中国是发明印刷术的文明古国,汉字是中国的文字,中国汉字印刷的现代化理应由中国人来完成,这种对科研的执着和痴迷,以及强烈的使命感促使他为之锲而不舍地长期拚搏。18年间,他几乎放弃了所有节假日,每天上午、中午、晚上三个时段紧张工作。他不顾自己身体虚弱,经常挤公共汽车去中国科技情报所查阅外文资料,一个只拿40元劳保工资的病号,在没有科研经费的情况下,为了节省5分钱的车费他总是提前一站下车,为了节省复印费他自己动手抄资料。在北京大学,他最早也是住时间最长的地方我是很熟悉的,就是在一个非常破落的院子里,只有11平方米的一间小屋,他常常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工作,他的主要科研成果就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王选就是这样,一旦确定了目标,就狂热地、忘我地去追求。他有一句名言:“一个献身学术的人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样生活,必然失掉常人所能享受到的不少乐趣,也会得到常人所不能享受到的很多乐趣。”这种“乐趣”我也是深有体会的。就像他讲的,在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的过程中,有时候冥思苦想,几周睡不好觉,忽然一天半夜灵机一动,想出绝招,使问题迎刃而解,这种愉悦和享受是无法形容的。只有投身于科学实践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切身体会,才能得到这样的享受。王选说,获奖固然高兴,但更使人激动的是看到用户在大规模使用方正系统,这种成就感是金钱买不来的。“我没有想过会有今天这样的荣誉和头衔。如果那时就一心想着荣誉和成就,也不会有今天的成绩,过分追求荣誉的人一般会急功近利。那时追求荣誉,不是做产品,而是写论文,评职称。还没有做,就想着荣誉,什么事也做不好。”

搞科学研究就意味着创新,就意味着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这条道路荆棘丛生、异常艰辛,不仅需要有进取和超越的信心、怀疑和批判的意识、敢为人先的勇气,同时又要有脚踏实地、求真务实、锲而不舍的实干精神,要有坚忍不拔、百折不回的毅力,而支撑勇气和毅力的是对科学的痴迷和热爱,是一种攀登顶峰后可以“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激情。爱因斯坦说过:“只有把科学作为自己的热爱,把科学的真、善、美作为自己的追求,把科学内化成我们精神一部分的时候,才有产生伟大的科学思想的热情和灵感。”曾经两度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的森格讲过:“有的人投身于科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得奖,而且一直千方百计地考虑如何才能得奖,这样的人是不会成功的。要想真正在科学领域有所成就,你必须对她有兴趣,你必须做好进行艰苦的工作和遇到挫折的时候不会太泄气的思想准备。”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理查德?扎尔说:“我投身科学,只是因为其充满乐趣,我抵挡不住科学提出的挑战。对于我来说,对科学的热衷已经使我终身成瘾。”这是一个有成就的优秀科学家必不可少的品质。王选在《制定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一些思考》一文中指出:“现在面临国际竞争,为实现成为科技强国的目标,最重要的是要造就一批有献身精神、目光远大、能执着甚至痴迷地追求科研目标的科学家。”其实他本人就是最好的典范。

5、技术创新要接受市场的检验。王选身上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深刻的民族忧患意识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又有着中国新知识分子在知识经济背景下以创新求发展的时代精神和历史使命感。他始终自觉地关注国情,关注科研选题的未来前景和市场价值,在取得科研成果后,自主地将成果迅速商品化并力促其形成产业,成为中国以技术革命带动产业革命的先驱者。王选在总结自己直接研制激光照排系统的体会时谈到:“在选题和确定技术途径时要注意中国国情:要仔细研究哪些事应该做而且可能做,哪些事在中国是不应该做或不可能做的。如果只欣赏和坚持局部的创新,而忽略了整体上的大方向,有时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王选当时选择跨过二代机和三代机,直接研制激光照排,是因为他看到,由于我国基础工业落后,研制二代机和三代机都有一系列很难过关的问题,很可能我们还没搞出来国外就已经淘汰了。只有选择最前沿的数字存储方案,才能保证走在世界前列。事实证明王选的判断是正确的,上个世纪80年代末美国淘汰了三代机,二代机则早于70年代末就被淘汰了,而我们却幸运地一步跨入了四代机,走了一条高效益的、事半功倍的捷径。王选说:“我国的科技人员过去习惯于拿国家的钱从事攻关,不管有无效益,有个鉴定会便可交帐,因此对决策正确与否的严重性重视不够,这一问题今天依然存在。当然有些高技术研究项目不可能马上产生效益,也不应该以是否有效益作为衡量成果的唯一标志,但应该讲究成果的独创性和新颖性,讲究成果是否被别人引用或者是否有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了有价值的工作。”

王选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让自己的科研成果搁置在实验室里,而是自主地把新技术迅速商品化并形成产业,得以“立地”。他是北大积极倡导“产学研相结合”的第一人,是北大方正集团的主要开创者和技术决策人,被认为是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走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但形成产业只用了几年时间,这其中的艰辛我是了解一些的,甚至牵涉到人与人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但是他走过来了,并使得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占领了国内绝大部分市场,把外国在华销售同类产品的名牌公司全部挤出了中国市场,在报业和印刷业掀起了一场“告别铅与火、迈入光与电”的技术革命。有人评价说,王选引领的新技术革命浪潮,“不仅揭开了中国知识经济的序幕,更赋予科技创造文明、知识造福人类以深远而实在的意义。”

王选认为,一项新技术如果市场不接受,再好也没有价值。面向应用的科研成果只有转化成商品、进入市场才有生命力,因此他从来不热衷于产品鉴定会,而是坚持不懈地走商品化、产业化的道路。他说,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把远大的学术抱负和追求利润紧密结合起来,要做“顶天立地”的科研。“顶天”就是获得重大原始创新成果,“立地”就是大量占领市场,并从市场得到进一步的需求刺激,从而使技术向更深、更精方面发展。在照排系统淘汰了铅字后,有人对王选说,你们的市场会萎缩。但王选让方正“在技术上不断长出新东西”:大屏幕中文报纸排版系统、彩色中文激光照排系统、远程传版技术和新闻采编流程管理系统以及多媒体、动画制作等,方正利用已有的技术积累和市场优势,依靠自主创新技术不断拓展新领域,并且成功地进入了国际市场。王选发明的技术不仅成就了我国一个巨大的产业,也成就了方正这样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为我国高新技术闯出了一条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道路,也为真正的自主创新作出了最好的诠释,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的一面旗帜。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在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转化成生产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谁首先掌握了科学技术,谁首先把知识转化成生产力,谁就会在自己的国家乃至全球赢得主动权。王选在《制定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一些思考》一文中建议,要强调科学技术与市场相结合,并把掌握核心技术作为高新技术发展的重中之重,大大加强对我国原创技术进行研究和开发的支持力度。“但只是支持技术创新还是远远不够的,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化需要整个产业链的配合。例如通信领域的重大创新就需要政府几个部门的协调,研发部门、制造商、运营商的紧密配合,才能真正成为大批量的产品。这些因素在制定高新技术的中长期规划时是需要认真考虑的。”王选的这些真知灼见,充分体现了他矢志不渝自主创新的时代精神。

6、长期的无形资产。王选对方正最大的贡献不仅仅是提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用技术领先的产品占领了市场,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了吸引人才的机制,树立了一种团结奋斗、不断创新的风气和氛围,建立起了一流的科研团队。王选说:“这是一个长期的无形资产。”有了这一资产,方正将永立潮头,持续发展。而这又何尝不是王选留给整个中国科技界的一笔无形资产?

一要有甘为人梯的胸怀和睿智。王选一生都是清醒、睿智的,这不仅表现在他与众不同而又极为成功的科研实践中,更表现在他不遗余力地扶持年轻人才上。他不只一次地对人们提起一件事,1993年春节前夕,他花了两个星期闭门搞的一个设计,遭到了自己学生毫不客气的批评。这件事使他心灵受到了极大震撼,他意识到并非每个领域的科研都欢迎年长者,计算机这类新兴学科,技术发展和知识更新太快,年轻人具有明显优势。同时,他也从自己的科研实践中认识到,在自己26岁和38岁两次处于创造高峰的时候,不但没有人承认他,还经常受到表面上比他更“权威”、却对实际技术细节了解甚少的人来干扰。人过中年、步入老年后往往会跟不上形势,容易发生技术决策或市场策略方面的重大失误,导致严重损失。“伏枥老骥一般都有很强的事业心,总想在晚年继续做出重要贡献,这种心态是好的,是可以理解的。但应该把这种雄心更多地落实到扶植新一代年轻学术带头人上去。”他直面现实,承认自己已经过了创造高峰,并在56岁时毅然退出科研第一线,全力扶持年轻人。他说:我始终认为我的退出是明智的。扶持年轻人是方正持续发展、永葆青春的需要,也是中国科技发展的需要。

王选关心爱护年轻人是有口皆碑的。他认为,人们往往对小人物不重视,这是非常可悲的。他反对“马太效应”,即得到越多的就越使劲得到,得不到的就永远得不到。从第一线退下来后,他说,“我应该做现在能够做的事情,帮助那些有才华、有潜力、尚未成名的‘小人物’,他们需要我的支持。”他创造一切条件让年轻人出成果,自己甘当他们的铺路石子。作为研究生导师,王选一直主张,在成果署名上,导师做的工作不如研究生,名字放在后头;假如没做什么工作,想法都是研究生提出来的,就不署名,不要拿研究生的成果当作自己的成绩,只有这样才能使年轻人出头。在他的培养下,一批敢于创新、勇于拼搏的年轻学术骨干和人才脱颖而出,成为方正的栋梁。

二要用创新机制吸引和留住人才。王选让郑民研究第一个基于Windows的中文排版软件,让肖建国研究第一个大屏幕报纸组版系统和彩色系统,让阳振坤研究第一个PostScript中文解释器,让汤帜、李平立、王保华开发日文出版系统打入日本市场,让邹维、郭宗明开发动画软件进军广电领域,……他把这些年轻人推到研究开发的最前沿,推到需求刺激的风口浪尖上,从而激发起他们的创造才能。使他们认识到,在方正能够体现自身价值,会使他们创造出难以想象的成果。那种领导技术新潮流的使命感和创造历史的成就感,是高额奖金买不来的。这是方正能够吸引并留住人才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选说,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应该学习微软,实行下述模式:靠创新技术进入市场,赚取大量的钱;注重技术与市场的紧密结合,使科研开发进入良性循环;依靠销售收入和认股权,吸引和稳定一批优秀人才;企业实力壮大到一定程度后,更多地关注和投入5年以后的未来技术研究。

三要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和氛围。王选对有一段时期高校盛行的各种评估和所谓的量化考核非常不赞成,认为那是计划学术的体现。他曾举例说明:“诺贝尔奖得主往往集中在某些单位。例如,汤姆逊28岁担任卡文迪什实验室的第三任主任,后于1906年获诺贝尔奖;他的学生中8人得诺贝尔奖;卢瑟福的助手和学生中,14人得诺贝尔奖;卢瑟福的学生玻尔培养了7人得诺贝尔奖。这与这些单位的肥沃土壤、良好的学术氛围有关。费马大定理的证明者英国数学家怀尔斯面壁9年始破壁,在这9年中一篇论文都没有发表,丝毫没有受到我们经常遇到的那种急功近利的评估体系的干扰。”他说:诺贝尔奖不是评估出来的。科学研究要避免急功近利,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要给从事研究的人一个自由发挥和探索的空间,营造出一个好的学术气氛。“少评估,不干预”,不能简单地用每年发表多少篇论文来评价一个科学研究者。肤浅的评估只能使科研结出平庸的果实,带来教育界的虚假繁荣和学术界的泡沫效应。在高层政治协商会上,他好几次提出建议,要给优秀青年科学家一个安定的环境,看准了人,就给足钱,不要去干预他们,让他们安心去做研究。生活一向简朴的王选,还从国家给他的最高科技奖励和北京大学随之追加的科技奖励中拿出900万元,设立“王选科技创新基金”,以支持和鼓励北大计算机所和方正的年轻人从事具有基础性、前沿性的科技创新研究。2005年10月,重病在身的王选写下了他最后一篇文章《给优秀人才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文中,他分析了电子计算机诞生60年来计算机领域重大发明的产生过程,从中总结出对我国科技发展的有益启迪,再次呼吁:“要让优秀人才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要解脱他们的杂事和各种干扰,使他们心无旁鹜埋头创新,只有长期积累和专注才能出大成果;优秀的科研领导者和管理者在创新过程中至关重要。他们应有战略眼光,并且爱才如命,把创造条件、充分发挥手下成员的才华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表达了他对中国科技界的殷切期望。

王选经常针对社会上浮躁的学风作坚决斗争,他有几个讲话非常生动,他以自己为例,说:“我38岁时站在科研最前沿,却是无名小卒;58时,成为两院院士,但是在两年前就离开了科研第一线;到现在68岁,又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但已经远离学科前沿,靠虚名过日子。”王选很不习惯别人抬高他,他有一段非常著名的关于“名人与凡人”的论述,他的意思是说名人应该有普通人的心态。他对院士的炒作也非常反感。我想,他的那些广为流传的名言,对我们这些后人都是很好的鞭策。

四要树立起一种团队精神。王选认为,创新精神和团队精神的结合是北大方正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常说,要做好学问,先要做个好人,要懂得依靠团队。领导者有责任营造团结奋斗的氛围,以身作则,自己干得比谁都多,“懂得团结人,懂得尊重人。最怕武大郎开店,要能够让有才华的人从自己手下冒出来 ,应该有这个风度,能够听取不同意见。”王选认为,在中国的国情下,要带领好一个团队,就一定要适应中国的文化和环境。我曾经听到他非常生动地描述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总负责人奥本海默,他是美国杰出的物理学家,个性极强,他可以在老师讲课的时候,站起来说,你讲得不对!走到前面去,把黑板上的字全部擦掉,然后写出自己的见解来。王选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到中国来是不容易取得成就的。只有像邓稼先那样,遇到他的人,马上就会感觉到他是忠诚可靠的,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王选喜欢引用杨振宁的一段话:邓稼先“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他说:“我和邓稼先并不认识,但我很佩服他。他的伟大在于:他不仅自己才华横溢,而且能够让手下比他更出众的人充分施展才华。”其实王选就具有这种品质。正因为这样,他在北大方正才能成为精神领袖,他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取得了大家的信任,并团结起这样一个团队取得了重大成就。

王选一生历尽磨砺和艰辛,他以无比豪迈的激情、坚忍不拔的毅力、百倍的自信和赶超的胆识,用忠诚和智慧,身体力行自主创新。他创造了中华民族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他创造了一个在信息化时代使中华文字与现代文明对接的神话。他不仅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给我们留下了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当今社会已经进入到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国家只有具备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奠定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进而保障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地位。“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王选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有创新能力的民族,我们应该有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决心和信心。在这个创新的时代,王选的甘于奉献、报效祖国的爱国爱民精神,敢为人先、当仁不让的自主创新精神,脚踏实地、锲而不舍的严谨求实精神,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顽强拚搏精神,甘为人梯、团结合作的优秀品质和高尚人格,以及他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正是当今中国科技界乃至全民族迫切需要的时代精神。

王选以其卓越贡献而彪炳史册,更以其伟大人格而名垂青史。

王选是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

(作者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中国科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