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语录

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美,给人带来的愉快是最大的报酬,是一种高级享受。献身科学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么样生活,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

一个好的科学家或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好人,才能带领队伍。什么叫好人?季羡林先生曾说过,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更多就是好人。这一标准我觉得可以再降低一点: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就是好人。

我的座右铭是:“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

中国古代有句话,上士忘名,将名利彻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来;下士窃名,自己不行就窃取人家的。我做不到上士,但是我不会为了立名而去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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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回忆
同心襄大业,相知亦为邻——点点滴滴忆王选

李 蒙

清晨起来推窗远眺,心里泛起一阵落寞。时候已经是初夏,庭院里草木葱郁,我却仿佛看见在清冷的晨雪中,那穿着羽绒服缓缓打太极拳的身影———不,已经永远看不到他了。我的朋友、邻居王选同志逝去已经100多个日夜,但是我们交往中的点点滴滴,仍然时时萦绕心头。

陶渊明诗句说:“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我和王选正是这样一见如故的。1998年3月,我们同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可能是因为都在民主党派中央任职的缘故吧,此前并无深交的我们经常一起参加全国人大的会议和活动,很快就熟悉起来。当时王选已经是蜚声海内外的“当代毕升”,他所发明的汉字激光照排技术,推动了我国出版印刷行业“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技术革命,对他的成就我是十分钦佩的。但是王选本人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谦虚平和,谈起自己取得的科研成果,他始终强调的是集体智慧,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谈起自己坎坷的科研经历,他念兹在兹的,是如何为年轻人营造更好的创新环境。很多人都说王选同志“淡泊名利”,我是深以为然的。对于计算机科学,我向来十分关注,当时也经常利用会议间隙“弄斧”到“班门”,向他这位两院院士请教一些知识,王选同志总是不厌其烦,耐心解答,使我受益匪浅。

2002年春天,王选同志和我同时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而且还先后搬家到一起作了邻居,他在二楼,我住一楼。交往的机会从此更多,友谊也更进了一步。

社会上有段时间对院士增选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弊端反响很强烈,王选同志作为一位资深的两院院士、有强烈正义感的社会活动家,对此也是忧心如焚。一次会议间隙,他若有所思地侧身问我:“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说我们科学院的院士评选有虚假,我也接到类似举报信。老李你怎么看?”我回答说,虽然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但是我始终坚信,我们中国的绝大多数院士为人都非常正直,他们不会受这些不正之风的左右。我还举我们农工党内的院士陈建生、姚守拙、吴新涛等为例说,从平常的接触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看法,肯定不会随声附和,如果真要投票表决的话,他们一定会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投票的,事情不会像舆论渲染得那样“一团黑”。王选同志这才舒缓了紧皱的眉头,对我的话表示赞同。后来我常常想,王选同志把自己创建的公司命名为“方正”,大概典自《汉书?晁错传》“察身而不敢诬,奉法令不容私,尽心力不敢矜,遭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以无能居尊显之位。自行若此,可谓方正之士矣”,他自己正是这样一位“方正之士”啊。

王选同志最使我钦佩的,还有他对待疾病的坚强和乐观。

早在2000年患病之初,王选同志就写下遗书:“人总有一死。这次患病,我将尽我最大努力,像当年攻克科研难关那样,顽强地与疾病斗争,争取恢复达到能够轻度工作的水平,我还能为国家作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言出必践,王选同志正是以超乎常人的毅力,与病魔作顽强的斗争。最初的手术很成功,但一年后病情复发。5年间,肿瘤不断转移、复发,化疗9个周期,放疗115次,热疗20次……搬到新居以后,只要不住院治疗,无论是春夏秋冬、酷暑严寒,他和夫人陈A忆M同志都是很早起床在院子里锻炼。冬天夜长,有时候早晨起床时天还没亮,我已经看见他们夫妇穿着羽绒服在院子里打太极拳了。夫妇二人各守一块空地,静静地划出一个个刚柔相济的太极弧线,多么和谐的情景啊。可是我知道,当时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肉体痛苦。经过两次大的手术,他的胸腔几乎被掏空,筋肉粘连后连正常的呼吸都困难,正如他私下对我说的:“这个病一天24小时都在痛,没有一刻不痛。”即便如此,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他抱怨命运的不公;相反却十分乐观,从来不忌讳自己得的是癌症,还常常主动给我们介绍自己的病是怎么治疗的、最近用了什么新药等等。

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王选同志十分关心多党合作和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他患病以后,仍然注重调查研究,积极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和祖国统一,为实现科教兴国战略建言献策。2003年10月,他不顾腰部酸痛,坚持率全国政协视察团视察北京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工作情况,此后不久便发现癌细胞已转移到腹部。作为全国政协京昆室主任,王选对民族传统艺术倾注了极大的关注和爱护,抱病亲自主持抢救昆曲艺术、弘扬京剧国粹的工作,成绩斐然。2005年8月16日,他的病情刚有好转,我们一起到中南海参加中共中央就制定“十一五”规划召开的民主协商会。他在会上提出两点建议,呼吁“国家科研经费应重点投向充满活力和创新能力的科研团队”,强调要建设科学、公平的科研经费分配机制,努力实现更好的投入产出比。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的重要建言吧。

王选同志住院后,我常到医院看望,也因此看到他的身体逐渐衰弱的过程:开始他在病房里坚持打太极拳,后来打不动了就走路,走不动了就原地踏步……最后一次见他是在2006年春节前,当时他的身上插了六根管子,六个吊瓶同时输液,神志虽然很清晰,可是讲话已经比较困难了,我就一直很揪心,没想到此后不久,王选同志就永远离我们而去了。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对荣辱生死已经看得比较淡了。我所悲痛的,是王选同志一生苦累,又经历了多年病痛折磨。我所欣慰的,是他所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他所倡导的自主创新理念已经成为我们的全民共识和国家战略。特别是日前中共中央宣传部、统战部、教育部联合决定,在广大知识分子和统一战线各界人士中开展向王选学习活动,我更是完全赞同,积极参与。蒋正华同志和我总是利用参加会议、发表讲话的机会,结合自己与王选同志交往的经历,要求广大农工党员学习他对国家、对人民忠心耿耿,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爱国情操;学习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真诚合作的思想风范;学习他献身科学,努力拼搏,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的自主创新精神;学习他以提携后学为己任,甘为人梯,淡泊名利,乐于奉献的崇高品德。

我自己也要向老朋友、老邻居王选同志学习,在有限的生命里不懈奋斗,为农工民主党的发展尽心竭力,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人民政协报》,2006年7月6日,作者系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务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