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语录

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美,给人带来的愉快是最大的报酬,是一种高级享受。献身科学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么样生活,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

一个好的科学家或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好人,才能带领队伍。什么叫好人?季羡林先生曾说过,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更多就是好人。这一标准我觉得可以再降低一点: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就是好人。

我的座右铭是:“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

中国古代有句话,上士忘名,将名利彻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来;下士窃名,自己不行就窃取人家的。我做不到上士,但是我不会为了立名而去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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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回忆
高山仰止 润物无声—─我眼中的王选老师

丛中笑

我从1998年3月到王选老师身边做秘书工作,直到2006年2月13日王老师去世,共8年时间。这8年间,王老师从一位科学家、教育家、企业领导者、社会活动家直到国家领导人,虽然身份发生着变化,却始终保持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平易谦和的待人态度,睿智坦诚的人格魅力,淡然洒脱的处世风格,这点点滴滴汇集起来,就像春天的细雨,浸润、感染着他身边的每一个人,更影响了我的人生道路。

初次见面

1991年,我在北大中文系硕士毕业后,分配到总参某部工作。1998年3月,我从部队转业,应聘到北大方正,职位是给王选老师当秘书。

在此之前,我已久闻王选老师的英名,他发明了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是北大方正的缔造者之一,被誉为“当代毕昇”、“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后来进一步得知,他不但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第三世界科学院三院院士,北大计算机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方正技术研究院院长,而且刚刚当选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加上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等社会职务,德高望重。为这样一位著名人士做秘书,能否称职?我心里没底儿,忐忑不安。

由于当时王老师正在开两会,上班后,我一直没能见到他。直到有一天,一位学者模样的人急匆匆走进办公室,他60开外,身材中等偏瘦,架副老式眼镜,儒雅睿智,一眼看上去是位典型的大学教授。直觉告诉我,他就是王老师。我一下子紧张地站起来,不知说些什么好。王老师看见我,转身走过来,笑着说:“丛中笑,名字很好听,可是平时叫你小‘虫’小‘虫’的,却成了虫了!”话音一落,我禁不住乐了。王老师是上海人,南方口音c、ch不分,‘丛’发成了‘虫’,这个带有南方口音的玩笑让我紧张的神经一下子释然,很快放松地投入了工作。

时间一长我发现,王老师从不摆架子,平易近人,待人温文敦厚,透着一股真诚、坦率和信任,跟他接触的人很容易被感染。在方正和研究所,大家都亲切随意地叫他“王老师”,就是后来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老师”这一称谓也没有改变。若听到老同学、老朋友叫自己“主席”,王老师会很认真地说:“别叫主席,就叫我王选。”他最常用的名片,头衔是“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教授,王选”。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这张名片是永恒的。”意思是永远不过时。

高超的领导艺术

2000年10月患病前,王老师身兼多项职务,十分繁忙,几乎每天都超负荷工作。办公室电话铃声此起彼伏,令我应接不暇:内部的请示汇报,外界的会议通知、邀请报告、媒体采访……我都按轻重缓急记录下来,紧急的随时请示,其余的集中在每天早上王老师一上班后进行汇报。只要不外出开会,王老师8点半准时踏进办公室,在工作开始前,他往往留出15分钟时间,处理这些事务。

处理信件是我另一项任务。王老师为了节省时间,教我把每封信打开,信封放在最上面,钉在一起。在信封的左下角标出信的主要内容和提示,并用方框圈起来;信中相应的重要内容用黄色荧光笔画出。这样处理起来一目了然,简便快捷。

安排日程是最为重要的工作,王老师的每一天从早到晚都排得满满当当。他计算时间的单位不是小时,而是分钟,且相当精确:“这个采访给15分钟”,“那个来访8分钟够了”,“通知会议方面,再过5分钟我就到”。

紧张的工作节奏使每一分钟对王老师都变得宝贵异常,他办事追求高效率,好像总在赶时间,走起路来步履如飞,有时我得一路小跑才能跟上;他说话语速很快,你必须调动全身每一根神经跟着他高速运转。王老师是北大数学系科班毕业,对数字的天生敏感、良好的逻辑推理和分析判断能力,使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和快速准确的判断和决策力。回忆往事,他能具体到年月日甚至某时。向他汇报一件事,他听一遍就记住。向他请示工作,常常我话刚说完,他的决定已经出来了。所以向他汇报,要高度提炼概括,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尽量不说多余的话。

令我感动的是,多年来,王老师无论是前几年的强负荷工作,还是后几年身份地位的提升,对我从未颐指气使,甚至连“你应该”、“你不能”、“你必须”这样的语气都没有用过,更没有冲我发过一次火。分配我做事,从来都是客客气气,充分信任,我做得好,他连说“谢谢”;出现纰漏,也不苛责。我的记性哪及得上王老师,有时说错了一句,他会立即纠正,但可以听出来,那完全是善意的。王老师很会鼓励人,若交办我的工作有难度,他会补充一句:“我知道你会有办法。”任何人听了这句充满信任的话,都会增添极大信心和力量,想方设法把事情办好。

王老师也是这样激励年轻技术骨干的。平时只要一有时间,他绝不在办公室坐着,而是走进机房,和大家聊天。他随手带着一个笔记本,上面记着他了解到的情况和问题。 他的抽屉里有一本花名册,每个员工都附有照片,王老师能说出他们的名字,还把了解到的他们的在校成绩、得奖情况、个性特长、不足甚至家庭背景写在旁边,如“某某很聪明、能力强、爱玩”,“某某住外婆家(附近)”,“某某40人中排前10名,直、倔、冲”……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不经过深入调查和接触,是很难抓住这些特点的。平时在报刊上看到有启发性的文章,王老师会交我复印或扫描下来,有针对性地发给相关领域的技术骨干学习。

患病后,王老师无法经常到单位,便在家中通过电话向骨干们了解情况,给他们加油鼓劲儿,有位他的博士对我说:“王老师的谈话太有感召力了,每次听完,我都像打了强心剂一样,充满信心和干劲!”

王老师很关心、体贴下属的生活。开始几年,我的孩子还小,他很少让我加班,到了下班时间,无论是在开会还是接受采访,他都不忘叮嘱一句:“小丛,你不用等了,下班吧。”他对许多同事的家庭情况都很熟悉,叫得出他们爱人或孩子的名字。有位同事爱人久病不愈,他热心地介绍大夫;有位骨干的父亲得了和他同样的病,他不但介绍治疗经验,还买了药品送去。

一位曾与王老师共事过三十余年的普通退休职工说过这样的话:“大家都知道王老师爱才如命,其实不是才他也爱,他能把庸才变人才。他用真心关爱大家,所以我们人人都爱他。”长久以来,王老师不但用他的行动,潜移默化地感染着大家,更用他特有的信任和宽容、鼓励和关怀,培养、锻炼了一批年轻人才。 他能把人的潜力充分挖掘、调动起来,他具有真正高超的领导艺术。

出色的演讲才华

王老师平日并不善言谈,甚至有些内敛,除谈工作外,很少见他与人闲聊。但做报告、致辞和接受媒体采访时,却像换了个人,侃侃而谈,精彩纷呈。早些年,我几乎每天都能接到请王老师做报告的电话,他曾被请进中南海,给李岚清副总理等国务院领导做报告;出差在外,当地领导班子都要慕名请他作报告。他给机关和企业干部讲信息产业的发展和中国面临的问题与机遇;给青年学生讲学习方法、价值取向以及道德观念。王老师做报告从来不用讲稿,但案头工作准备充分,报告用的PPT文稿达几十页,并经常让我修改补充。他讲话声音圆润,抑扬顿挫,张弛有度,没有“嗯”“啊”之类的口头禅,也少有啰嗦重复,两个小时的报告,往往一以贯之,一气呵成。他避免说教,注重用实例和事实说话,深入浅出。例如,他下功夫研究苹果公司、IBM、微软等国际著名IT企业的发家史,对王安、乔布斯、比尔?盖茨等人的小故事信手拈来,使枯燥的信息技术报告变得栩栩如生;他把自己的经历概括为八个重要选择,形象地说明人的一生关键只有几步路,在重要关头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和方式去走,很容易引起共鸣。他幽默风趣,比喻自己是“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是一个曾经努力奋斗取得过成绩,现在高峰已过、跟不上新技术发展的过了时的科学家。” 他敢于说实话,说真话。谈到鉴定会,他说,“我不愿参加鉴定会,因为有些鉴定会就是庆功会,而我又未必熟悉其涉及的领域,我有点名气,又不太懂得,这就对被鉴定方特别有利。大家说些不丧失原则的话,弄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他对别人称他是“权威”另有说法:“年轻时我是技术上的权威,却被人说成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现在我的创造高峰过去了,却成了权威,我看是把时态弄错了,明明是过去时态,却误以为是现在时态,甚至以为是能主导将来方向的未来时态。很多时候所谓院士,就是他一生辛勤奋斗,做出了出色贡献,晚年给他一个肯定。”

与王老师合作过的媒体记者也对他把握语言的能力深感佩服。尤其是电视台采访,让王老师说五分钟,他略一沉吟,便侃侃而谈,当大家听得入神之际,他却戛然而止,刚好五分钟过去。

单位开会,大家都爱听王老师讲话。他总结成绩头头是道,说得人心潮澎湃; 指出不足条条在理,还分析出光明前景,讲得你充满希望和干劲,极富鼓动性。

王老师患病后,再也无法长时间做报告了。他成为国家领导人以后,由于工作需要,出席一些会议并发表讲话时,也尽量不用会议邀请方提供的讲话稿,而是即席演讲,发表独到见解。他讲过如何保护专利,如何正确引导青少年使用计算机网络,他讲过科学与艺术、科研与体育的关系,他呼吁最多的是自主创新,总结出“中国企业家需具备的七种素质”,多次指出“要有超越外国产品的决心和信心”。这些肺腑之言,经常引起一片热烈的掌声。我听过王老师许多次报告和讲话,每次都感觉那么新鲜、吸引人,从中领略到一位科学大师无穷的魅力。

严谨平实的文风

作为一位科学家,王选老师工作作风十分严谨,通过他写文章、改文章,就能充分体现出来。

虽然工作繁忙,王老师却笔耕不辍,一生著述50余万字。特别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一边顽强与病魔搏斗,一边拿起笔,写下了许多珍贵文字。每写完一篇,他便拿给夫人陈堃銶教授,请她做第一读者。陈老师也经常帮他查阅资料,核实情况,提出意见。直到两人都满意方定稿。

拿到王老师的手稿后,我首先输入电脑。王老师握笔的姿势很特别,拇指蜷在食指下,写出的字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很好辨认。输入完毕,我反复校对几遍,然后发电子邮件传回给王老师审定。奇怪的是,刚开始时无论我怎么认真校对,王老师却仿佛“火眼金睛”,总能找出输入错误,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他都认真改正,令我这学中文的自愧不如。这也难怪,当年王老师编写微程序时,经常没有一处差错,依靠的正是这种科学严谨的精神,这就更促使我仔细校对文稿,逐步养成了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

王老师的严谨还体现在对文章内容的精益求精方面。一篇文章写完后,他不是万事大吉、高高挂起,而是还在不停地琢磨、推敲。有时我今天文章刚录入完,第二天他又提出修改意见,直到满意为止。

对于媒体的采访文章,王老师尤其慎重,要求我在记者发稿前一定先修改一遍,然后交他审定。主要看文中术语是否准确、描述是否属实。王老师最忌别人夸大自己的成就。有一篇文章,将王老师主持研制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描述为“引发了全球范围和出版印刷业一场深刻的变革”,他看后把“全球范围”划掉,改为“中国”。有记者描述“方正电子出版系统占据了我国报业99%的市场”,他将百分比改为90%,并解释说,“虽然那9%也是根据我的发明研制出的产品,但不是方正的”。

王老师的文章,行文平实精炼,没有虚话套话,敢说真话实话。他早期的文章大多围绕科研成果转化、企业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阐述; 后来则站在更高的角度,总结科研成功的因素,呼吁自主技术创新,强调为优秀人才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他总是站在时代的潮头,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运用敏锐的洞察力和朴实厚重的文风,为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积极建言献策,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物。

支持我写《王选的世界》

2000年4月,九三学社编辑出版《院士风采录》一书,约王选老师写一篇自述文章。王老师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并对我说:“你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对情况都熟悉了,相信你能写好。再有,多写些文章有利于你将来评职称。”我听后十分感动,没想到王老师替我想得这么周到!其后,他经常鼓励我多动笔。

最令我难忘的,还是王老师不顾病痛,支持我写《王选的世界》这本书。

2002年2月,王选老师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3月,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决定组织编写一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传记丛书”,建议由我来写王选老师。

王老师的一生与科教兴国的时代变迁紧紧相连,充满传奇色彩,有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其治学和科研思想也颇为深刻独到。为他写这本传记,既要准确地描写王选老师发明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以及由此引发的印刷技术革命的前前后后,又要生动刻画他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而目前类似的著作和文章已有一批,如何与之区别开来,写出新意,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虽然发表过一些文章,但写书还是头一回。我惴惴不安地向王老师请教,没承想他当即表态:“就由你来写,你一定能写好。”又笑着补充:“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助回忆,保证是独家材料。”王老师一贯对别人为他树碑立传的事不积极,这次居然答应下来,我深知,除了信任,更有提携我这个年轻人的意思在里面。

接下的几个月,我把想好的问题连同一支录音笔交给王老师。每隔几天,他就把录好的回忆返还给我。正值盛夏,王老师当时已身患重病,说话费力,录几分钟就要停下来休息,却认真回答了每一个问题:说起父母、兄姊、同学的趣事,他时常忍不住孩子般地笑起来;“文革”的一段灰暗岁月应该是不堪回首,他却充满宽容,有时甚至自我幽默一下。虚弱的声音,如和风细雨,把我带回到半个多世纪以前……

更让我惊喜的是,王老师的夫人陈堃銶教授,这位汉字激光照排大型软件系统的总设计者,几乎从不接受媒体采访,却破例录制了大量回忆,又找出一批老照片给我。所有这些,加上王老师写过的大量文章,为我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和支持。

秋风送爽时,文稿初成。王老师和陈老师认真审阅、修改了全文,赞许有加。我的心才有了着落。

书出版后,我请王老师和陈老师在书上给我写几句话,他们欣然同意,写下了一段感人肺腑的文字:“小丛,扎实的文学基础,再加上熟悉情况和辛勤努力,使你写的这本书文笔流畅,具有可读性,从而得到各方的好评。在此我们表示衷心地感谢。王选,陈堃銶。”这句话极大地鼓励了我,为我日后的写作增添了信心和力量。我将这本书珍藏起来,成为永久珍贵的纪念。

返璞归真 超越生命

王老师一生获奖无数,他把大部分奖金捐了出来,自己却一如既往地过着简单、俭朴的生活。夏天一身白衫黑裤,冬天一件羊毛衫外罩夹克,为数不多的几套西装只在正式场合穿,办公室的抽屉里放着一条蓝色领带,如果要在办公室会客,他就拿出来系上。

王老师最初在办公室喝水用的是一只普通塑料杯,白底缀着红点,时间长了,红点磨掉,变成了白色。劝他换一只,他不同意,说轻便好用。后来得知这种塑料经开水一烫,会散发有毒物质,才勉强同意换了只普通的青花瓷杯。

王老师不喝茶,喝白开水,因为他睡眠不好,喝了茶更难以入眠。有时也从家里带些西洋参、绞股蓝之类泡了喝,下班前总要喝尽,从不浪费。

王老师把阅后不需保存的文件攒起来“废物利用”,所以他的手稿大多写在废纸背面。王老师在讲科研成果转化时有个知名的比喻叫“顶天立地”,意为“科技顶天、市场立地”,他写起字来也可谓“顶天立地”--上下左右密密麻麻全写满,几乎不留空白,复印时要缩小2%才能印得下。

寄来的信件,只要信封洁净,王老师也留着备用。一些内部的文件传送,因不必讲究礼数,他就把文件装在这些袋子里,把上面的地址划掉,写上新地址让我送出。受他的影响,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同事养成了用废纸、废袋的习惯。

紧张的工作之余,王老师保持着规律的生活节奏。早些年,他每天清晨6点起床,步行到北大校园内,在两座绿丘之间的平地上打太极拳,二十多年风雨无阻。进食清淡,烟酒不沾。单位组织春游、秋游,他都尽量挤出时间,兴致勃勃地参加。我至今留有他1998年发给全体员工和学生的信,从正反两方面劝大家注意锻炼身体。他写道:“我发现,凡经常体育锻炼、生活有规律、坚持吃早饭的,体质没有下降,能胜任紧张工作,即使一段时期超负荷工作感到疲劳,也很易恢复。”接下来提醒说:“若不注意体育锻炼,身体承受不了长期比较紧张的工作,则业绩会下降,本人业务能力也不能很快提高,收入也会受到影响。”他还提出了具体措施:筹建健身房、每两周组织一次舞会、周末组织爬山,并建议“应给参加爬山者一点点奖励以示鼓励”。在工作如此繁忙的情况下,王老师自己顾不上休息,想到的却是大家的身体健康。

2000年10月,王老师被确诊患中晚期肺癌,面对残酷无情的宣判,他异常冷静,对战胜病魔充满信心,仅事隔两天,就写下遗嘱, 表示“将尽最大努力,像当年攻克科研难关那样,顽强地与疾病斗争,争取恢复到轻度工作的水平,为国家作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患病的几年间,他仍坚持每天打太极拳、散步,以常人难以想象的乐观态度和坚强毅力,忍受着化疗、放疗以及其他治疗带来的巨大痛苦,一边与病魔顽强搏斗,一边出席公务活动,关心国家的自主创新、单位的发展建设。有的大夫宣布王老师最多能活两年,他却与病魔抗争了五年零四个月,直到最后时刻,还保持着清醒和安宁,创造了生命中又一个奇迹!

每逢别人请王选老师推荐一句格言,他写得最多的是这样一句话:

“献身科学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样活法,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

这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也是对我最刻骨铭心的教育和启迪。

(《秘书工作》,2006年第4期 作者系王选教授生前的秘书,北大计算机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