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语录

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美,给人带来的愉快是最大的报酬,是一种高级享受。献身科学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么样生活,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

一个好的科学家或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好人,才能带领队伍。什么叫好人?季羡林先生曾说过,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更多就是好人。这一标准我觉得可以再降低一点: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就是好人。

我的座右铭是:“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

中国古代有句话,上士忘名,将名利彻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来;下士窃名,自己不行就窃取人家的。我做不到上士,但是我不会为了立名而去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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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激光照排
《光明日报》与激光照排

在从事激光照排系统的二十多年经历中,有两件大事与《光明日报》直接相关,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第一件事发生在1979年夏天。在电子部的组织协调下,北京大学与潍坊计算机公司、邮电部杭州通信设备厂、无锡计算机厂和新华社紧密合作,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于1979年7月27日用国产激光照排系统输出了一版报纸样张。这一系统是1975~1976年期间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下设计的,所有的设备和元器件全部是国产的,相当于美国六十年代中期的硬件水平。但系统的设计思想却是超前的:比美国更早采用字形的轮廓描述方法;首次用附加的控制信息描述笔划的敏感部分以保证字形变小时的质量;首次在激光逐线扫描且不能停顿的条件下,实现了轮廓字形的分段高速复原。1979年夏英国蒙纳公司把它的激光照排系统加上汉字处理功能后,在北京、上海两地展览。该系统总体设计落后,但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等先进元器件和外设,体积小、可靠性比国产系统高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同志低估了我们自主创新技术的巨大前景,对蒙纳系统的局限性认识不足,因而大力主张全盘引进蒙纳技术。当时任国务院进出口管委会负责人的江泽民同志,在1980年2月22日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中明确否定了引进,建议扶持北大等单位研制的系统,促使其成熟。后来的发展是戏剧性的,1995年方正系统在台湾《中央日报》取代的是该报1989年购买的蒙纳系统,比1979年来华展览的设备显然更加先进。

1979年夏我们面临巨大压力,渴望领导和舆论的支持。1979年7月28日方毅同志来北大,顺便参观了照排系统,并口头指示可以报道,但国内新闻界领导对此分歧很大。由于系统不可靠,软件尚未完成,还不能实际使用,反对报道的理由也是可以成立的,何况过去有过很多夸大的报道,到头来成为笑柄。在总编杨西光的大力支持下,《光明日报》记者朱军同志与我们面谈后,深信我们的系统确实是一项重大技术突破,具有深远意义,所以想方设法,绕过各种困难,于1979年8月11日以通栏标题和十分突出的形式,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照排系统的成果,标题为:“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研究和运用获重大突破”。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在其他所有的报纸都不报道、也不转载的情况下,《光明日报》这样大张旗鼓地宣传,是要承担风险和压力的。以后的年月中,我一直以这篇报道作为动力,心里想着:千万不要辜负这篇报道,要用市场上的实际效果证明1979年7月的科研成果确是一项重大技术突破。在准备那篇报道的过程中,我和几位同事与《光明日报》朱军同志一起熬夜,渡过了一个难忘的通宵,第一次体会到了报社编辑的辛苦,也促使我后来积极推进报社采编流程的电脑管理。

第二件事是《光明日报》1995年的“告别纸和笔”。当时配备的是刚刚完成的方正采编流程管理系统的第二代产品,采用客户器/服务器结构,稿件的修改记录可以追踪。在试用过程中,《光明日报》编辑与我们配合默契,提出了很多功能方面的改进意见,促使系统加快成熟。我们也深感《光明日报》领导推进报社电脑化的决心、远见卓识和身体力行,从总编直到每个编辑都成为电脑的熟练使用者,有的还成为电脑迷。我经常想,我国报业技术近十年的飞速发展是与报社领导和工作人员对新技术和国产系统的热心支持分不开的。作为这一领域的科技工作者,我们应向用户学习,吸取新的营养,不断以创新技术来推进报社的现代化。

1999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