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语录

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美,给人带来的愉快是最大的报酬,是一种高级享受。献身科学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么样生活,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

一个好的科学家或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好人,才能带领队伍。什么叫好人?季羡林先生曾说过,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更多就是好人。这一标准我觉得可以再降低一点: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就是好人。

我的座右铭是:“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

中国古代有句话,上士忘名,将名利彻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来;下士窃名,自己不行就窃取人家的。我做不到上士,但是我不会为了立名而去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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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激光照排
追忆张龙翔先生对七四八工程的扶持

1975年5月我提交了一份研制照排系统的建议书,提出了“数字存储、信息压缩和小键盘输入”的总体方案,很快得到了北大党委的支持,先作为北大自选项目,成立协作攻关的会战组,并争取列入国家七四八工程的计划。会战组的组建很不顺利,数学系、中文系比较积极,派人参加会战;而有些系则明确表示拒绝承担这一项目。当时计算机方面实力最强的电子仪器厂也缺乏热情,加上已经承担了好几项任务也很难派人参加。在一些单位互相推诿、不愿出头的情况下,1976年3月24日学校委派当时北大教育革命部部长张龙翔同志担任会战组组长。他在上任的第一次会战组会议上,一开头就说:“各系都不愿意管,那就我来管。”自上任之日起直到后来任副校长和校长期间,张龙翔同志始终全力支持激光照排项目,他是历任校长中对这一项目投入精力最多的一位。1983年在他主持的最后一次校领导的会议上曾说过:“我在北大期间,自认为在两件事情上做对了,有成效。一件是支持了胰岛素合成,一件是支持了七四八工程。”

1976年4月电子工业部计算机工业管理局局长郭平欣被我们的方案所吸引,要求我们对汉字字形信息压缩方案做模拟实验,并于5月4日指示我们,要在一个半月内完成模拟实验。当天晚上张龙翔同志召开了会战组紧急动员会,要求大家开足马力,务必按时完成。1976年6月10日张龙翔同志又主持了模拟实验的汇报会,接待有关领导在北京大学计算中心观看表演。

就在模拟实验成功之后不久,北大的领导接到一份印刷十分考究的“红头文件”,下款赫然盖有北京市科教局、市文化局和市出版局的大印。文件明确规定,北京市有关单位仍决定采用第二代光机式照排机方案,要求北京大学承担其中的软件任务。张龙翔同志拿了该文件给会战组的同志看,并征求大家的意见,我感到他是充分相信我们的技术途径的。1976年9月6日,北京市科教组和科技局主持在新华印刷厂召开了一次方案介绍会,大会专门介绍了北京市的七四八工程——光机式二代机方案,张龙翔同志代表北大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们并未介绍方案,但会上对北大方案颇多指责,说“北大想搞先进的系统,看来要先进到修正主义那里去了。”我并未参加那次会议,张龙翔同志回来后对我说“我今天挨了批判,他们完全不了解我们情况,我已经请他们来参观。”9月8日张龙翔同志接待了北京市科教组刘锦华,科技局鲁延武来北大,他们听取了方案介绍,大为称赞,表示回去后向北京市领导汇报,尽可能统一到北大方案上来。

激光输出是我们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物理系的参加是至关重要的。张合义同志1976年就非正式地介入这一项目,提出了不少好的构思。张龙翔同志说服了物理系正式派张合义参加会战组,张合义又于1977年从物理系请了李新章、钱世雄等参加攻关。1980年提职时,张龙翔同志还亲自过问有关物理系来的同志职称评审方面的事情,并做出了努力。由于组建班子困难重重,张龙翔同志于1976年底给党委打了一个报告,认为有些系对此项目不够理解,请党委是否要重议一下。1977年1月27日当时北大党委负责人黄辛白同志在报告上批复:不必重议,抓紧进行。张龙翔同志举着报告对我说,“这下我有了‘尚方宝剑’,抽调人员比较好落实了。”1977年春,电子仪器厂和计算中心一批计算机方面的专家调入会战组,并于1978年正式成立了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研究室,隶属北大教改部,部长张龙翔兼任研究室主任。一些重大问题我们经常向他请示并得到他的支持。1979年12月13日研究室选举3位副主任时,张龙翔还与研究室同志一起参加投票。

粉碎四人帮后,新华社重新作为七四八工程的合作单位和第一用户。1977年5月6日在新华社召开电子工业部、新华社和北大三方领导的会议。这一会议原定由黄辛白同志参加,因黄临时有事,张龙翔就请周培源先生参加。由于周老到会,新华社把社长曾涛请了出来,周老和曾涛是老朋友,在会上都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气氛变得非常热烈。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七四八工程的一个转折点,会上成立了郭平欣、杨家祥(新华社副社长)、张龙翔组成的三人领导小组,统一协调和领导这一项目。事后张龙翔同志很高兴地对我说:“本来请黄辛白同志出席,他没有空而临时请了周培源同志,反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是周老第一次接触和了解七四八工程,从此他以极大的热情支持这一项目。

北大七四八工程从1975年5月起步以来办公用房一直紧张,文史楼两间总共20平米的破教室是软件组的所在地;冬天暖气不足,加上穿堂风,条件很差。1977年8月人员大增,一大批定购的设备即将到货而无处安装,事情已到了异常紧迫的地步。张龙翔想起旧大图书馆的一楼是“四人帮”时期教育革命展览会所在地,在新形势下已无存在必要。张龙翔提出的这一方案得到了周培源、黄辛白等领导的支持。但要人让出房子实在太难,张龙翔为此受到责难。但在党委支持下,还是把旧北大图书馆一楼全部拨给七四八工程。在机房装修过程中张龙翔多次来视察,并提出了一些设计方面的具体意见,他说,50年代北大的一些实验室装修方案是他参与设计的,他是有经验的。

七四八工程有不少协作单位,张龙翔同志经常过问与这些协作单位关系方面的事情。潍坊市电子局郝局长1977年3月14日第一次来北大谈合作时,就是张龙翔同志接待的。1977年l0月选择了潍坊电讯仪表厂(即潍坊计算机厂的前身)作为总承厂。1977年11月潍坊市电子局派了一批泥瓦匠来协助旧大图书馆的内部改建工程,完工后张龙翔夫妇亲自陪他们去长城游玩并合影留念。新华社多年来承担了不少字模制作工作,1982年由于各种原因,新华社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不大愿意干了,想停止这项任务,张龙翔立即写信给新华社有关领导,说“不要功亏一篑”,很快就解决了问题。

1979年是七四八工程内外交困的一年,也是我一生中感到压力最大的一年。1979年初英国Monotype公司决定夏天在京沪两地展示激光照排系统,国内一些单位建议引进Monotype技术,尽管我们多次反映Monotype系统总体设计和控制器并不先进,但人们仍不相信国内技术。为此张龙翔同志多方奔走,寻求各方面领导的支持。1979年10月16日有关方面召开会议讨论是否购买Monotype设备的问题,张龙翔同志在会上发言,希望国家出版局先不要引进,等一等,支持国产系统成熟,要相信北大的系统性能上会超过Monotype。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1979年我们在外面遇到Monotype威胁的同时,在内部则受到出国风潮的影响。还有一些同志不愿从事工程性质的工作,认为吃力又发表不了论文。面对这种情况,张龙翔同志在一次全室会议上作了专门讲话,希望大家专心致志搞好七四八工程,暂缓出国。应该说,张龙翔同志与我们一起,度过了1975—1985这10年最艰难的岁月。1983年他离开校长岗位后仍继续关心七四八工程的发展,每次鉴定会他是必到的,有一次是刚动完胆囊切除手术。至于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研究室和后来的计算机研究所每年元旦前一天的联欢会,张龙翔同志也是每次都来的,还常常表演节目。1995年底的联欢会上,已得癌症的张龙翔同志仍旧到会和讲话。对于激光照排的每一项进展,张龙翔同志都由衷感到高兴,1994年春节我们去探望他并带去刚刚做出的彩色精美样张时,张龙翔同志躺在床上,脸上充满了笑容。1994年他身体奇迹般地好转,8月份还参加了电子部主持的七四八工程20周年纪念会。就在他去世前几天,我还看到他在燕南园附近散步,想不到这竟是最后一次见面。

张龙翔同志20年来对七四八工程投入了不少心血,尽了很大努力支持和推动这一项目,他生前已看到了北大方正的巨大发展,可惜他没有看到今天方正日文出版系统进入日本市场,但方正的这些成绩也可以告慰张龙翔同志在天之灵了。

1997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