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语录

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美,给人带来的愉快是最大的报酬,是一种高级享受。献身科学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么样生活,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

一个好的科学家或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好人,才能带领队伍。什么叫好人?季羡林先生曾说过,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更多就是好人。这一标准我觉得可以再降低一点: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就是好人。

我的座右铭是:“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

中国古代有句话,上士忘名,将名利彻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来;下士窃名,自己不行就窃取人家的。我做不到上士,但是我不会为了立名而去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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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激光照排
第二次引进高潮和Ⅱ型机的国家级鉴定

——激光照排系统研制回忆之六

1975~1985年是激光照排项目最困难的10年,当时一般舆论开头不相信我们能做出来,原理性样机鉴定后,又不相信我们能与外国商品竞争。可喜的是,计委、科委、电子部、教育部和后来的经委一直给予支持,其中有不少热心的领导。应该说,我们是很幸运的。

欧洲专利的申请

1979年7月原理性样机输出报版样张后,不少领导关心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当时中国还未实行专利制度,周培源先生曾想请杨振宁、李政道先生帮忙,以美籍华人身份在美国申请专利。1979年11月,麻省理工学院李凡教授写信给方毅副总理,建议我们这项发明申请外国专利,并表示他愿意帮忙。后来周老带我去找国家科委外事局和成果局,他们都很关心和支持,但认为中国的成果去外国申请专利走不通,法律上还有问题。此事暂时搁浅,直到1981年钱伟长先生打通了申请外国专利的渠道。1980年10月我参加在香港举行的国际中文电脑学会的会议,钱先生也到会,他听了我在会上的报告,也看到了当时会场的反应,钱先生后来就向香港星光集团董事长黄金富宣传了一通我们的成果。钱先生并与黄金富先生商量,利用香港居民可以在香港申请欧洲各国专利的有利条件,帮助中国大陆的发明在香港登记外国专利,后来黄金富先生就成立了专门的大陆专利代理机构。钱先生于1981年写信给我,要我与黄金富先生联系,设法通过他申请外国专利。1982年春节我去钱先生家拜年,他还教我: 在写专利说明书时,注意既要写出实质内容,又最好不要让别人能仿制出来,另外尽量要把权项(claim)搞得范围大大的。当时国内还没有专利律师这一职业,我只能参考国外专利说明书,自己琢磨。专利说明书中权项最重要,这是用严格的法律语言确定被保护的发明的内容和范围。权项往往不是一句英文句子,而是英文的一个字(word),然后下面是几行、十几行、甚至几十行的句子来描述和限制这一个字。1982年写欧洲专利说明书的经验,使我1985年4月申请首批中国专利时就轻车熟路了。1982年5月底电子部张淞芝和我一起赴香港,由黄金富先生出资,登记了欧洲专利EP0095536“字形在计算机的压缩表示”,发明人王选,专利申请人黄金富、张淞芝、王选(第一申请人必须是香港居民)。黄金富先生只是热心帮忙,一开始就没有指望将来有什么回报。EP0095536欧洲专利中,用参数描述来控制字形变倍时的横宽、竖宽,用标记点阵作为轮廓转换成点阵的中间形式,逐段生成汉字和逐段形成版面点阵等均是权项。这些内容是1976年完成设计的,直到1982年才申请专利。

1979年引进的Monotype系统并不成功,国产的原理性样机由于器件落后也不能实际使用,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廖井丹觉得应该用我们的先进设计与国外的先进元器件相结合,研制实用的照排系统。对此廖井丹副部长特别热心,他大概也听了他儿子廖幼鸣的不少反映。廖幼鸣当时在国家计算机工业管理总局工作(后于1985年任电子部计算机局局长),对北大的技术特别赞扬。1979年底、1980年初我们与日本日立、松下探讨技术合作时,廖幼鸣、张淞芝也参加了会谈,并对日方说,你们要相信北大技术的先进性。廖井丹提出由中宣部出面开一个座谈会,请电子部、新闻出版局、《人民日报》社、北大等单位参加,然后向中央报告,争取得到支持。会前发了一个文件,对北大等单位的成果充分肯定,并建议给予大力支持。1981年10月27日早晨中宣部新闻局洪一龙(原北大图书馆馆长)到我家找我,敲门无人,在蔚秀园路上碰到我刚从北医三院回来。前一天晚上是陈堃銶手术后的第一个晚上,我陪床一夜未睡,早晨才回家。洪一龙通知我中宣部准备召开会议的精神,我听后很高兴;我也告诉他陈堃銶手术情况和癌细胞估计未扩散,他也表示欣慰。中宣部的有力支持为后面的印刷专项制造了舆论,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我和张淞芝都预感到国家很快会对照排项目加大支持力度。为了加强七四八工程会战队伍,1982年郭平欣副局长还说服了中国计算机技术服务公司参加协作,郭局长对他们说,照排系统将来肯定能推广,每年销六七十套是有可能的。

1982年国家经委批准了印刷专项,提出了“自动照排、电子分色、多色胶印、装订联动”的16字方针,并成立了经委印刷技术装备协调小组,经委副主任范慕韩任组长,后来由沈忠康担任副组长,这是七四八工程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由于有了一笔可观的研制费、中间试验费和技术改造费,大大提高了协作单位和第一用户的积极性,而经委印刷技术装备协调小组的成立,又保证了比过去更加有力的组织协调。我是1982年认识范慕韩同志的,我去香港申请欧洲专利后,去中南海向他作了汇报,他给了很多鼓励,第一面的印象就是一个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老人。沈忠康同志抓印刷专项后一开始就给我留下了“务实”的印象。1983年夏在一次讨论工作的协调会上,我们面临1983年10月参加展览会和年底在新华社印刷厂安装系统的两大任务,我问与会领导: “我们应首先保证哪项任务?”沈忠康斩钉截铁地说: “首先保证新华社。”沈忠康开始时担心北大的老师是搞科研的,只关心成果、论文、鉴定,从后来的接触中他知道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彼此逐步建立了相互信任。沈忠康1983~1988年对照排项目倾注了大量心血,在组织协调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没有印刷专项就不会有后来激光照排系统的迅速发展,所以对有前途的、技术创新含量高的幼苗予以扶持是很重要的,这也说明风险投资的必要性。印刷专项起了今天风险投资的作用,但由于当时体制的限制,其中也有很多浪费。由于部门所有制的作祟,都要为本部门的嫡系工厂或研究所争钱,不管是否有条件或能否搞成功,反正国家的钱,不拿白不拿,做不出来也没有任何惩罚。当时在国家项目中这类问题很普遍,与其他项目相比,印刷专项显然算好的。我当时深为这种状况而痛心,却又无可奈何,我们只能保证给北大的经费将来会产生效益。1975~1995年这20年间,北大因激光照排项目共得到国家各种名义的拨款累计达1000万元,占印刷专项中很小的比例,但没有这1000万元,恐怕也就没有今天北大方正用自主创新技术进军国际市场的壮举。有些浪费则属于选择了不正确的技术途径。16字方针中有“电子分色”,但长期以来我国仿制或生产国外已经或正在淘汰的电子分色机产品,所以始终不能进入市场。80年代末已能预见到开放的彩色出版系统淘汰传统的、封闭式电分机的趋势,1988年我在印刷专项规划会上提出发展彩色出版系统而不要仿制电分机,但未得到反应。1990年北京大学开始了桌面彩色出版系统的研制,1991年3月第一次输出了一张彩色样张,尽管质量还很差;1992年1月21日,《澳门日报》使用方正彩色出版系统,文字与彩色照片合一处理和输出,每天编排4~6版彩色报纸,质量不亚于电分机,而效率高得多,这在世界中文报业中属首次;1993年底,北大方正与新华彩印厂合作,首次输出高质量彩色样张,人们开始相信: 彩色出版系统制作的高档印刷品是可以与电分机输出的印刷品相媲美的,而其功能、灵活性和开放性是电分机所无法比拟的。很快,国际和国内都兴起了桌面彩色出版系统淘汰传统电分机的高潮。22年的经历使我感到,跟着外国人走是不可能赶超、也不可能与外国商品竞争的,一定要有自己的创新和高招才能克敌制胜。

第二次引进高潮

1979年引进Monotype系统的风潮由于该产品很不完善以及国家的干预而暂时平息。1984年美、英、日等国的产品纷纷到中国展示。1984年4月,Xenotron公司与Monotype合作,在京展示了整页拼版设备,采用分辨率很高的大屏幕显示,已有中文处理功能,尽管软件功能差,但相当吸引人。日本写研、森泽和一个叫“二毛”的日本公司都来京展示产品,有的还热情招待潜在的中国用户去日本考察。与1979年相比,1984年的改革开放已前进了一大步,中央也不大可能去干预地方上和各部门的引进。1984年Ⅱ型机虽然已在新华社安装及进行系统测试,但各部分均存在不少毛病,尤其是照排机的可靠性问题,更是突出。外国产品纷纷展示而国产系统尚未投入实用,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钱的报社和印刷厂目光指向了外国产品,1985、1986两年六家大报社购买了五种不同牌子的美、英、日生产的照排系统(后来均被国产系统取代),几十家出版社、印刷厂购买了Monotype系统和若干台日本第三代照排机。1984年10月在北京将举办一个印刷展,届时很多外国厂商将来展出产品。1984年夏,一些人看到了外国产品将要带来的冲击和即将出现的第二次引进高潮,因而对七四八工程信心不足。个别后来参加协作的单位,生怕七四八工程是个泥潭,因而很怕再沾边,提出希望撤走协作人员。还有人说:“1984年10月是七四八工程垮台之日。”意思是展览会一开幕,外国产品一展览,七四八工程就活不下去了。个别单位的领导提出:“要我们参加,必须对总体方案有决定权,在磁盘容量很大的今天,应放弃北大的轮廓加参数的字形描述方案,而应该用磁盘直接存储点阵,这样实现才简单。”1984年底IPX公司在新华社介绍该公司系统后,有人对正在夜以继日地在地下室机房奋斗的王增抗说:“人家都有现成产品,你们还搞什么!”噎得王增抗吃不下饭。其实IPX系统是完全不行的,后来上海《文汇报》社买了无法使用,被国产设备所取代。1984年在《人民日报》社召开的讨论《人民日报》是否要引进的专家座谈会上,绝大多数人赞成引进,有的说:“北大设计的系统即使搞出来也是落后的。”只有新华社傅宗英力排众议,认为从外国引进中文照排系统是不可取的,很难满足国内需要,应相信七四八工程能够搞出来。

面对第二次引进高潮的压力,我们充满信心,我们相信1985年上半年新华社的系统能投入运行,因此在1984年底经委印刷技术装备协调小组和电子部主持各协作单位参加的一次讨论计划的会议上,我明确地大声说:“若1985年上半年Ⅱ型机不能达到实际使用的目的,印刷专项的经费北大全部退回,一分钱也不要。”当时底气十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Ⅳ型机的总体构思已经在我脑中形成,我已经预感到,Ⅳ型机技术上的明显优势和九年积累下来的软件成果,以及辛辛苦苦制作的大量精密字模,将在下一轮竞争中发挥巨大威力。

当时断定我们1984年要垮台或者不愿意与这一项目沾边的同志,都是本单位的重要骨干,是一些很有能力的计算机专家,有的后来继续在计算机领域内作出了贡献。他们当时就预见到了在计算机和电子领域内外国货即将对中国产品带来的巨大冲击,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他们唯一的错误在于低估了我们方案的技术优势和北大不竭的创造潜力,也低估了七四八工程一批骨干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无论是当时,还是今天,我们都不应责怪那些在一个时期内对国产照排系统产生动摇或在1987年前主张引进或购买国外照排系统的同志。

Ⅱ型机的国家级鉴定

1985年初,新华社开始试用Ⅱ型机排旬报《前进报》和日刊《新闻稿》。开始时十分狼狈,一天半夜系统故障,文件丢失,怎么也出不来,傅宗英急得想打电话找陈堃銶,但当时我家还未安装电话,无法联系。操作系统、排版软件和终端软件都有故障;照排控制器TC83则有大样输出时宋体字随机不闭合、拖尾巴的毛病,引起校对人员抱怨,照排机上下片经常卡住而不得不关灯,摸黑处理,终端软件错误引起的“变字”更使人胆战心惊和哭笑不得。当时潍坊、杭州和北大的研制人员到现场保驾,无锡计算机厂的同志尚未赶到,由北大顾小凤分析变字的原因,发现是由于缓冲区过小引起的,告诉无锡厂予以改正。

1985年1月15日,沈忠康在新华社主持了各单位参加的协调会,讨论如何解决新华社试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由于系统出了这么多问题,我感到很内疚,准备在会上挨批。但新华社副社长杨家祥却在会上热情洋溢地说: “试了几期,对新华社有所震动,证明这套设备是成功的,对国内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前天新华社香港分社和香港印刷部门也打听我们使用情况。看来2月1日试生产,可以完成,这是经过10年艰苦奋斗取得的成就,要总结、庆祝、宣传、造声势。下一步还有一些具体问题,但都不难解决。要合作共济,下决心把自己研制的独一无二的设备在1985年内正式投产使用。这不仅是国内印刷行业的大事,也会产生国际影响。去年我接见美、日、法、西德代表团,都打听我们汉字照排情况,都想插一手,还是中国人自己解决的好。”在那次协调会上落实了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由于新华社试用过程中仍不断出问题,还发生了烧坏照排机马达的事故,沈忠康于1985年1月26日再次召开协调会。我因重感冒无法出席,陈堃銶、李新章出席了会议。陈堃銶也准备挨批评,不料沈忠康不但没有指责,反而说,从1月8日试用以来,成绩很大,证明国产系统是可以实用的。接着再逐一分析遇到的问题,讨论解决的办法。陈堃銶回来后告诉我会议的情况,我听后很是感动,对比我自己,出现问题时往往过于急躁和沉不住气。由于照排机集光机电于一体,难度大,1984~1986年照排机在可靠性方面受到的压力和指责也最多。1985年春节,为了保证正常出版每天约14万字的《新闻稿》,杭州厂的一些同志春节没有回家,在新华社值班,孔照元在杭州也没有过好春节。后来他开玩笑地对我说,那段时间大家像斗地主那样斗他。

经过北大和各协作单位的共同努力,Ⅱ型机系统终于比较正常地运行,并于1985年5月6日~8日通过了国家级鉴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同志参观了系统,会见了主要研制人员,并合影留念。当时中国女排以拼搏精神著称,所以鉴定会上有的代表发言,称我们是“科研战线的中国女排”,1985年10月26日《北京日报》头版的长篇报道就用了这一标题。1986年初,中国报纸第一次评选上一年的中国十大科技成就,照排项目中选。面对这些荣誉,沈忠康在1986年初的一次小会上反而说: “七四八工程开了花,但只结了一个小果。”这句话我一直牢记在心。在我们应该挨批的时候,杨家祥、沈忠康却大大地鼓励一番;而当我们开始赢得媒介的赞扬和获得不小的荣誉时,沈忠康却提醒我们“只结了一个小果”,这一小果显然与国家多年来的投资是不相称的。后来我们于1986年获得了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金牌奖,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我也获得了1987年首届毕昇奖,但我一直有一种“负债心理”,觉得还未形成产业,国家投资尚未收回,这种“负债心理”促使我们不断进取,终于在1989年形成了较大的气候。

1997年7月9日

本文刊登于《王选谈信息产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