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语录

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美,给人带来的愉快是最大的报酬,是一种高级享受。献身科学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么样生活,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

一个好的科学家或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好人,才能带领队伍。什么叫好人?季羡林先生曾说过,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更多就是好人。这一标准我觉得可以再降低一点: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就是好人。

我的座右铭是:“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

中国古代有句话,上士忘名,将名利彻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来;下士窃名,自己不行就窃取人家的。我做不到上士,但是我不会为了立名而去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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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激光照排
Ⅱ型机是团结合作的产物

——激光照排系统研制回忆之五

Ⅱ型机系统的研制以照排控制器为开端,接着,微处理机汉字终端、自动上下片的照排机以及软件的更新换代工作也陆续开始。整个系统的研制工作量很大、难度不小,北京大学、潍坊计算机厂、邮电部杭州通信设备厂、长春光机所、无锡计算机厂和新华社等六个单位通力合作,前后历时五年才完成这一项目。

Ⅱ型机照排控制器TC83的调试

TC83的调试从1982年开始,1983年秋基本上已调通,同年10月参加了北京展览馆的展出,江泽民同志(当时任电子部部长)参观了演示,我向他介绍系统时,他对七四八工程情况了解得很清楚,还记得他在进出口管委会支持这一项目的过程。1984年初,Ⅱ型机系统提供给新华社印刷厂,进入准备试用的阶段。TC83的调试主要是由吕之敏、向阳、汤玉海和我四人承担的,他们三位在调试中起了重要作用。

吕之敏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学的是无线电专业,她的电路功底比我好得多,动手能力也强,加上思维清晰、认真细微、极端负责和有组织能力,这些特点使她很快成为硬件研制的主力。吕之敏于1978年调入北大七四八工程组,先参加原理性样机磁鼓驱动器和控制器的研制,后参加原理性样机的硬件联调。1979年10月后我的主要精力放在Ⅱ型机TC83的设计上,原理性样机的硬件维护工作很大程度上由吕之敏承担。在软件调试过程中,硬件故障和软件故障常常分不清楚,而吕之敏熟悉硬件、字模信息和接口信息,十多年来她经常给软件人员提供帮助,这些都是没有名利的琐碎工作,但又需要高水平和头脑敏捷。吕之敏性格直爽,无论是技术问题或其他人事和管理方面问题她都敢于直言,大家也相信她出于公心,所以她与中年和年轻的同事以及协作单位都能保持良好的关系,受到大家的尊重。吕之敏是Ⅱ、Ⅳ型照排控制器的研制骨干,Ⅳ型控制器的专用芯片设计是她审查的,硬件的调试工作是她负责完成的,逻辑分析仪这一调试硬件的有力工具是她首先探索,全面使用的。吕之敏有两个孩子,爱人工作很忙,但她经常加班加点和放弃寒暑假,尽管工作任务很重,她却还能把家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这大概与她身体健康、睡眠和工作效率都高有关。1990年吕之敏随爱人去澳大利亚,欢送会后她落了泪,说,在北大七四八工程的12年,是她一生中最有价值的时期,永远值得回忆。

汤玉海于1978年1月作为潍坊计算机厂的成员参加七四八工程的协作,在北大出差长达8年之久,经常每天上午、下午、晚上三段工作。第一次来北大时他女儿才半岁,长期出差北大的协作方式结束回潍坊时,女儿已上小学二年级。汤玉海逻辑思维严密,常能查出一些比较隐蔽的故障。1978年1月起他就参加照排控制器的研制,很快成为骨干。TC83的大部分微程序是我写的,而微程序中的多数错误则是汤玉海查出的,其中有一个属于二进制码翻译错误的故障特别难发现,是汤玉海挖空心思后找出的。事情是这样的,TC83两台微处理器平行工作,靠信号量彼此协调,但微程序在处理横、竖、折等规则笔画时有一处编码疏漏,即微程序本身没有错,但人工翻成的二进制码有错,引起了随机故障;大样机输出一个版面时总有大批宋体字出现填充时不封闭而字后面拖出一条尾巴的现象,十分难看。这一现象只在输出大样时才有,精密照排时不出现,但这一故障是随机的,不定哪个汉字上会出现这种现象,而且无法再现;当时又没有逻辑分析仪,很难查出原因。这一故障1984年底就已发现,引起了用户的不满,折磨了我们很长时间,直到1986年3月才由汤玉海查出毛病根源,得到解决。要让各种字体的汉字字模通过TC83生成检验,工作量是不小的,往往有一些字模的描述,例如黑体横竖笔画的锋,参数范围不合适,微程序无法适应,有时需修改微程序,有时需编程序自动修改字模信息,这方面汤玉海做了大量的细致工作。这些成果不仅Ⅱ型机有用,也为Ⅳ型机打下了基础。

向阳原来是北大电子仪器厂的工作人员,爱人是农村户口,无法调入北京,1978年我们选择潍坊计算机厂为总承厂,就推荐向阳、付国泰去潍坊工作。向阳于1978年下半年参加七四八工程。由于磁带控制器的逻辑图延误了进度,使印制版图较晚开始,眼看要影响整个工程进度了,向阳承担了版图制作的任务,按常规一般最快也要三周到一个月才能完成,向阳却用想象不到的速度提前完成了任务,在此期间他开了九个通宵,一来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拼搏精神和心急如火的工作作风。接着他参加了原理性样机的调试,由于他有多年研制和调试计算机硬件的经验,所以很快就成为主力。1980~1981年期间他为原理性样机,尤其是磁鼓和传送控制器的稳定性做出了贡献,使1981年的原理性样机鉴定会得以顺利通过。Ⅱ型机TC83的调试和组织批量生产中向阳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这里仅举一个例子。TC83调试初期,发现微程序会乱跑,而且没有规律,开头还以为是什么干扰;为了查清这一问题我编了一些辅助微程序用来测试,四人一起花了两个多礼拜做实验和讨论,最后向阳怀疑是Am2910检测的信号未与时钟同步所引起,后来证明确实如此。Am2910条件转移指令的结果应该是: 或者执行下条,或者转到新的地址上,但是当被检测的信号与时钟不同步时会乱转移到一个随机的地址上。这是手册上没有写清楚也不易想到的问题,是我设计时的一个错误,一旦找出原因,就很好改正了。潍坊计算机厂的协作人员开始由张广瑞带队,后来则由向阳负责,向阳还组织了Ⅳ型和大报版系统的工作,并取得了成绩,这些原因使他在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名列第四。

吕之敏和汤玉海均列入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主要研制人员名单。汤玉海于80年代被评为电子部系统劳动模范,向阳则于80年代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于1993年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得到了山东省的重奖。

汉字终端

1979年微处理器开始流行,显示出巨大的前景。我们决定研制基于微处理机的汉字终端,当时IBM PC尚未出现,这一技术决策应该说是正确的。由于当时我们的对外渠道尚不畅通,所以1980年初决定与日本松下合作研制汉字终端,派了毛德行、顾小凤去日本,分别负责硬件和软件。然后松下公司提供了一台基于M6800的终端,顾小凤负责在上面从事编辑软件和相关软件的开发,他是七四八工程第一个在M6800微处理机上开发软件的人,该成果于1981年7月通过了部级鉴定,引起用户的很大兴趣。毛德行从日本回国后立即组织北大的同志熟悉、消化松下提供的终端的逻辑图,并确定与无锡计算机厂合作研制。1980年国外出了Cromenko微机系统,可支持多用户,毛德行决定与福建计算机厂合作,在Cromenko基础上研制多用户汉字系统,与无锡的合作任务就由宋再生负责。这两个终端均于1982年通过鉴定并获得了1982年电子部科研成果二等奖,毛德行和宋再生分别为两个获奖项目的第一名。与无锡合作的、基于M6800的汉字终端硬件是全部自己设计的,软件在裸机上开发,1984年又与主系统相连。新华社和Ⅱ型系统的其他用户,以及Ⅲ型系统的部分用户均配备无锡计算机厂生产的这一终端,销售了几十套。无锡终端上的软件吸取了顾小凤等在松下终端上的成果,宋再生和无锡计算机厂的俞沛霖在终端软件方面做出了贡献,顾小凤和俞沛霖还承担了这一终端与主系统相连所需要的软件开发任务。由于汉字终端软件方面的成就和字模制作工具方面的贡献,顾小凤列入了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主要研制人员名单中。

自动上下片的激光照排机

原理性样机的滚筒式照排机需手工上下底片,使用不便,另外使用了四个调制器调制四路激光,体积较大,调整较困难,Ⅱ型照排机中需要做重大改进。原理性样机的激光照排机部分是张合义负责的,后来他逐渐脱离这一项目并出国作访问学者,但他对Ⅱ型机仍有贡献: 一个调制器调制四路激光的构思主要是张合义提出的,并由他出面提出具体技术要求,请上海协作单位加工,这一技术一直沿用至今。Ⅱ型机开始,就由李新章接替张合义,负责光学系统的研制、照排机总体把关和与杭州通信设备厂的协调。李新章事业心很强,知识面广,勤奋和不怕吃苦,经常不停地琢磨技术问题和想各种点子,他敢于承担困难任务和不怕风险。在他主持下,北大完成了新的光学系统方案的全部实验验证,并把结果提供给杭州通信设备厂。参加光学系统研制的北大物理系女教师范绪,当时已经超过55岁,她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在实验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北大参加照排机研制和维护的还有赵鸿,他在新华社试用过程中出了不少力。

照排机的机械和电路部分仍由杭州通信设备厂负责,由于增加了自动上下片机构,难度提高了不少。孔照元是该厂照排项目的负责人,他是一位很有头脑和识大体、顾大局的人,也很讲义气。虽然不在研制工作的技术第一线,但他懂得技术,能作出正确判断。他的为人和才干使他在技术人员中享有威信,所以能够调动和协调该厂光、机、电的各路技术人才。杭州通信设备厂的照排机后来销售了2000多台,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国产外设能在市场上占有可观的份额,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977年开始,长春光机所和四平电子所就承担了七四八工程转镜式激光照排机的研制任务,这种照排机的走片机构较简单,是国外的主流机型,虽然研制的难度大,但我们相信光机所雄厚的技术力量和加工能力是能够完成的。长春光机所孙泰东是转镜照排机的项目和技术负责人,该产品后来也销售了近千台,成为长春光机所民用品中的佼佼者。孙泰东于1989年获吉林省劳动模范称号,1990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李新章由于对照排机的重要贡献,在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名列第三,张合义、孙泰东也列入主要研制人员名单中;作为重要协作厂的负责人,孔照元应名列第五,但他不断推托,希望列该厂的其他人员,孔照元后来被评为邮电部全国劳动模范。

Ⅱ型机的软件

原理性样机的照排控制器工作量超过当时的软件,但Ⅱ型机开始,软件工作量逐步大于硬件(不算照排机),后来几年软件工作量急剧上升而硬件投入逐渐减少。今天,方正技术研究院中97%的人员从事软件开发,只有3%的人搞硬件。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20年来计算机的发展趋势。原理性样机和Ⅱ型机的操作系统是一个专用的分时、实时操作系统: 多个终端可以同时互不干扰地访问和修改主系统的文件,支持照排机、大样机这类不可等待的实时输出设备。它不是一个通用的分时操作系统: 终端用户只能做特定的作业,不能运行任何高级语言或做其他的作业。当时的硬件条件不可能搞交互式组版,但北大设计的批处理排版软件起点是高的,跳过了当时国外流行的毛条排版,一上来就有自动成页的功能。Ⅱ型机的主机是NOVA3,后来是 NOVA4,比国产130机有提高,但程序的地址空间只有256B,要超过这一范围必须用转移指令跳接,非常麻烦。在这种机器上开发20万行的大型软件的难度,今天是难以想象的。Ⅱ型系统1985年初在新华社投入生产性使用,这是我国第一个用于排日刊的排版软件,也是投入实际使用的很少几个自行设计的操作系统之一,它的生命周期还挺长,新华社用这一系统直到1993年,本来还会用下去,因为电源坏了才停用。

陈堃銶1975年开始设计书版排版语言,1977年开始设计专用分时、实时操作系统。北大俞士汶和潍坊计算机厂付国泰参加了操作系统的设计和实现,他们两人有150机和6912机系统软件的多年经验,所以1978年夏加盟七四八工程后,很快就进入角色,成为操作系统研制主力。1980年分配到北大的张琮后来接替了俞士汶的部分工作,并承担了大量调试。付国泰除参加操作系统的研制外,还承担了“三扫”软件的开发,这是解释页面描述和做照排准备的一块重要软件。付国泰因解决夫妻两地问题,由我们推荐,从北大调入潍坊。他生性朴实,不善表现自己,加上衣着土里土气,所以刚到潍坊时,有人怀疑:“这样的人能顶事吗?”其实付国泰软件能力强、反应敏捷、踏实牢靠,他不挑肥拣瘦,总是千方百计、不厌其烦和精益求精地解决技术上的麻烦问题;业务好又能虚心听取意见,能与别人搞好合作,又不张扬自己的功劳。这样的人才在大型软件项目中是非常需要的。付国泰胃部动过大手术,身体不好,加上家庭困难,但他以工作为重,长期出差北大,为Ⅱ、Ⅲ型机的软件开发做出重要贡献,列入了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主要研制人员名单中。尽管1991年后,北大方正与潍坊华光成了市场上的竞争对手,但共过患难的付国泰、汤玉海等潍坊协作人员始终与我们保持了良好的个人关系。

杨孔泉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逻辑思维严密,工作极端负责,并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她于1979年参加北大七四八工程,负责Ⅱ型机的“一扫”软件,她参加了报版软件的早期工作,又是Ⅲ型机全部重新设计的高性能批处理排版软件的主力,因而列入了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名单中;在Ⅳ型机中,她承担了批处理化学排版软件,该软件至今仍在销售。杨孔泉不计较个人名利和得失,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地工作,她编写的软件自己调试得很充分,联调时故障较少;在合作中,她往往把困难留给自己而照顾对方,有时甚至到了过分的地步;她身体不好,但十多年来我印象中她很少休寒暑假,有时大年初一还在上机。她是七四八软硬件元老中唯一没有出过国的人,她对此也从不计较,她是一位“付出多而得到少”的人。1979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她参加七四八工程,劳累了十多年;1991年当北大方正进入辉煌的时候,她患乳腺癌全休;而当1995年北大方正股票上市,向国际化迈进的时候,她却癌细胞扩散,永远离开了我们。这样的好同志值得我们怀念。

白敏珠于1977年3月进入北大七四八会战组,直到1985年为止一直参加批处理排版软件的研制。她工作一贯努力认真,怀孕预产期内几乎都没有休息,在Ⅱ型机排版软件的功能扩充和稳定性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新华社王增抗1975~1976年在北大200系列机程序设计专业进修班学习,是学员中的尖子。毕业后参加七四八工程,在北大批处理排版软件基础上完成了批处理报版的开发和实用化,1985年初开始用于新华社旬报《前进报》的电脑编排。《前进报》是第一张电脑整页输出的八开中文报纸,王增抗为此在新华社印刷厂的地下室机房中夜以继日地整整奋斗了一年多。

字模制作

轮廓加参数描述的精密字模,需一个字一个字地做出来,其工作量是很大的。北大中文系陈竹梅于1975年11月就参加七四八工程会战,承担字模工作。她统计了大量宋、黑、仿、等线体的横、竖、折笔画的笔锋和起笔、收笔变化,给确定参数描述的参数范围提供了可靠的根据。陈竹梅工作认真负责,在字模制作中如何保证质量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并培养了一批字模制作人员。由于这些贡献,陈竹梅列入了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名单中。除北大外,新华社承担了大量字模制作任务,一台100系列机实际上专门用来检验字模制作的正确性。李新安和王长友是新华社字模制作的骨干和负责人。金仿霞是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中的尖子,我们通过内线了解后推荐给新华社,她毕业后参加协作,上手快,在字模制作的辅助软件方面出了不少力。新华社尤继林1976年就介入七四八工程,1977年春正式参加协作,一开头就显示出机敏能干。除了参加原理性样机照排控制器的研制和Ⅱ型TC83的部分逻辑图设计外,他还提出并实现了编码笔段二进制码的自动产生和位置自动排列,使编码笔段的修改和扩充方便得多。编码笔段指的是一些可合用的字形信息。Ⅱ型机研制中凡要修改编码笔段都找尤继林,由他用软件产生。我至今还保留了他制作的编码笔段纸带。1997年电视台电脑节目中要拍早年的计算机,我就用七四八工程这段仅存的纸带作道具。尤继林和金仿霞现在是新华社技术局的骨干和一个方面的负责人。

Ⅱ型机是我国第一个实用照排系统,它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完成的,北大一批中年教师和协作单位的技术骨干不计名利,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尽管这些同志中的大多数现在已脱离了技术第一线,有的甚至已退休,但他们的功勋是载入史册的,因为没有前面的献身,也就不会有后面的辉煌。1983~1988年,北大七四八工程涌现了不少优秀的硕士生,这批生力军在Ⅳ型机研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Ⅱ型机为后来的Ⅳ型机打下了基础,技术明显领先和高度可靠的Ⅳ型机导致了1988~1991年我国“告别铅与火”的技术革命,因而以北京大学为首的七四八工程科研集体是名符其实的“当代毕昇”。

1997年7月9日

本文刊登于《王选谈信息产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