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语录

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美,给人带来的愉快是最大的报酬,是一种高级享受。献身科学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么样生活,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

一个好的科学家或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好人,才能带领队伍。什么叫好人?季羡林先生曾说过,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更多就是好人。这一标准我觉得可以再降低一点: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就是好人。

我的座右铭是:“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

中国古代有句话,上士忘名,将名利彻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来;下士窃名,自己不行就窃取人家的。我做不到上士,但是我不会为了立名而去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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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激光照排
原理性样机的研制

——激光照排系统研制回忆之二

三方首脑会议

尽管有了1976年9月8日郭平欣副局长发出的信(张淞芝同志手笔),算是给北京大学下达了任务(见“艰难的起步——激光照排系统研制的回忆之一”),但真正落实仍很困难。新华社的工作受“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已处于完全停顿的状态,从而使第一用户无法落实。粉碎“四人帮”使这一项目迎来了春天。1977年1月27日,新华社王豹臣同志来电话,告知新华社领导已通过七四八工程项目的报告,准备上报中央。1月31日,王豹臣等五人来北大,得知我们的研究工作一直没有停顿,方案有了重要改进,输出速度更快,很是高兴。与此同时,张龙翔同志也拿到了北大党委授予的“尚方宝剑”。他曾在1976年底给党委打过报告,陈述了组建科研班子的困难,有些系对此项目不够理解,请党委是否要重议一下。1977年1月27日,当时北大党委负责人黄辛白在报告上批复: 不必重议,抓紧进行。

1977年5月6日,在新华社召开电子工业部、新华社和北大三方领导的会议。这一会议原定由黄辛白同志参加,因黄临时有事,张龙翔就请周培源先生参加。由于周老的到会,新华社把社长曾涛请了出来。除北大和新华社的技术人员外,新华社副社长杨家祥、电子部的郭平欣、张淞芝和北大的张龙翔均参加了会议。在听取了北大的方案介绍后,周老在会上愤怒地批判了“四人帮”对我国教育和科技事业的破坏,特别提到,解放后培养的知识分子是有水平、有能力的,七四八工程方案的提出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解放以来培养的知识分子是无用的废品的说法是错误的。周老并鼓励大家一定要把工作做好,把被“四人帮”延误的时间夺回来,为中国人民争口气。曾涛社长在会上也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敲打着桌子说,一定要干,要争口气。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七四八工程的一个转折点,会上成立了郭平欣、杨家祥、张龙翔组成的三人领导小组,统一协调和领导这一项目,从而在组织上保证了以后的成功。会后曾涛等新华社领导送周老出大门,发现周老和我们一起是坐中吉普去新华社的,当即要用小车送,被周老婉言谢绝了。在回校路上周老叙述他与曾涛的友谊和在法国时的一段交往,并询问了七四八工程的进展情况。 1977年5月6日是周老第一次了解七四八工程的内容和意义的日子,从此之后,他就满腔热情, 不遗余力地推动这一项目, 可以说他是有求必应。这种关心、支持和爱护一直继续到他1993年去世。

黄辛白同志刚在大会上作完检讨就来视察北大七四八新址

北大七四八工程从1975年5月起步以来办公用房一直紧张,文史楼两间总共约20平米的破教室是软件组的所在地;冬天暖气不足,加上穿堂风,陈堃銶不得不在腹部捂上热水袋工作。1977年8月人员大增,一大批定购的设备即将到货而无处安装,事情已到了异常紧迫的地步。张龙翔想起旧图书馆的一楼是“四人帮”时期组织的教育革命展览会所在地,在新形势下已无存在必要。张龙翔提出的这一方案得到了周培源、黄辛白等领导的支持。但要人让出房子实在太难,张龙翔为此受到责难,后勤部门的一位干部指责张龙翔同志说: “你们接任务怎么也不看看学校有没有房子?”但在党委的支持下还是把旧图书馆一楼全部拨给七四八工程。1977年9月我去新址观看并商谈如何打隔断时,无意中提出了要考虑将来有外宾参观,当场受到了抢白(抢白者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好同志): “干都还没干出来,就想到有外宾参观。”我当时脸一下子红了,后悔说漏了嘴,活该受此抢白。但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到我们当时的自信心,预见到了产生的重大突破及其意义。“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大字报批评我“喜欢一鸣惊人” 。现在看来,“喜欢一鸣惊人”、“喜欢标新立异”、“要么不干、要干就要干第一流的”这种雄心壮志都不坏,关键在于还要有严谨细致、脚踏实地和锲而不舍的实干精神。现年88岁的著名声学专家汪德昭的座右铭是“标新立异、一丝不苟、奋力拼搏、亲自动手”,这十六字箴言是成功者的经验之谈。

在旧图书馆动工改造成机房期间,有一件关于黄辛白的事情给我们印象最深并在研制组中传为佳话。1977年10月在经过对“四人帮”的清查后,北大新的领导班子即将建立,在原来北大革委会中任职的一些干部都需要“说清楚”(这是当时的政治术语),也即要对“四人帮”统治期间跟着犯的一些错误作一交待和检讨。北大的同志都知道黄辛白同志在很多问题上是抵制“四人帮”那套做法的,是受排挤和没有实权的,但由于黄是领导成员,仍然要“说清楚”,这当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难免也要受到一些批评和责难。一天下午,黄辛白同志刚刚在办公楼礼堂大会上作检讨和“说清楚”, 散会后立刻步行到旁边的旧图书馆参观正在动工的机房,并兴致勃勃地询问情况,与刚才“说清楚”时的神态判若两人,这使我们深受感动。黄辛白同志一直对这一项目充满感情和大力支持。1994年春节团拜,我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他,他是和教委另一领导同车来的,一见我面就说: “我们刚才在车上还一路谈论北大方正”。

汉字终端方案和协作厂的确定

在汉字字形描述和复原问题基本解决以后,1976年春我开始构思汉字校改终端的总体方案。当时日本厂商来华介绍的是TKS校对系统,这是一种很落后的校改方案,没有屏幕显示,当然不能做直观的增删改,只能在输出的纸样上作记号,再把修改部分另穿纸带输入。我们当然完全否定这种途径,一开始就决定研制带汉字显示的先进的校改终端。为了使校改功能灵活可变,我想到了用130机软件来实现各种复杂的编辑功能。陈堃銶对光标移动和增删改等功能的程序实现作了速度测算后,表明一台130机可以带8台以上的显示器。为了节省,只在130机内存为每台显示器开辟一个需显示的汉字代码的缓冲存储,而根本不存储一屏的汉字点阵,也即显示器不带刷新存储。在当时的硬件条件下,一屏汉字点阵的存储量也是够吓人的。20×20点阵汉字库决定采用U型(或E型)磁心,一个汉字库为8台显示器所共享。那时,我正好看到了一篇文章,介绍美国Digital公司在DEC PDP 10小型机上开发的一个多终端系统,一台小型机带多台显示器以降低造价,由PDP 10上的软件实现各种编辑功能,这种终端称为可编程终端(Programmable Terminal)。这篇报道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后来我把可编程终端这一想法告诉了从国外考察回来的新华社孙宝传同志,他也在国外看到了这一趋势,当即表示支持。

1976年7月7日,上海电工所支秉彝等五位同志来访,他们是从事上海照排大项目中汉字输入和校改子系统任务的,要求我对北大方案作一介绍。我毫无保留地介绍了上述汉字终端方案。当时北大七四八工程的总人数小于上海照排大项目参加的单位个数。在场旁听的北大文字组的一位同志会后忧心忡忡地对我和其他同志说: “王老师把什么想法都告诉了人家,而我们自己却无人实现。”那时我的市场和商品意识还很差,长期以来所受的教育使我觉得,在国内同行中技术上互相封锁和保密似乎是一种“落后意识”。

汉字终端协作厂的落实是在1977年的夏天,6月30日无锡电表厂(无锡计算机厂的前身)的同志来北大,我们向他们介绍了上述方案,几乎是一拍即合,他们马上就倾向于北大的方案;尤其可喜的是,无锡参与项目的同志还有过U型磁心存储器的研制经验,而我自己和北大的其他同志尚无这方面的实践。接下来的几天中我们向无锡电表厂详细介绍了具体方案,更加增强了他们的信心。但是无锡电表厂是南方七四八(情报检索)项目的成员,他们的终端方案采用32×16点阵,而不是20×20点阵;另外要无锡电表厂为北方七四八(照排)服务,把新华社作为汉字终端的第一用户,还需要做很多协调工作。郭局长、张淞芝同志等为此作出了努力,于1977年10月底得到了江苏省电子局和有关单位的同意和支持。

无锡电表厂和北大合作研制的汉字终端于1979年秋基本完成,这一设备在1979年秋到1980年夏这段时间内很出风头,在抵制引进中起了好的作用。我们的终端一屏能显示352个汉字,而Monotype终端一屏只能显示很少几个汉字,我们增删改的反应速度也比Monotype快几十倍。

1979年初我和毛德行同志参加了一个会,听取国内印刷界代表团的访日报告,谈到日本正在研制屏幕上能作增删改的汉字终端,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最先进的校改方案。我和毛德行当时都觉得,我们其实一开始就这样做了。70年代中期,AppleⅡ个人电脑尚未出现,基于微处理器芯片的计算机功能还很差,还很不成熟。我们提出的这种基于小型机的可编程多终端系统也许是性能价格比最好的一种汉字终端方案。到了70年代末,情况大变,基于微处理器芯片的汉字终端成为最有发展前途的方案。

总承厂的选择和照排控制机的研制

项目一开始我们就确定用DJS 100系列机作主机,而不用DTS 200系列机,因此总承厂最好是130机的生产厂家。在落实协作单位过程中,郭局长和张淞芝同志可以说是费尽心机。总承厂先是在上海、苏州和天津的100系列机的生产厂家中选择,我们认为这几家实力较强。1977年3月14日杀出一匹黑马,山东潍坊市电子局郝局长及技术科两位同志来北大谈任务,张龙翔同志接待。该市试生产130机的是潍坊电讯仪表厂(即潍坊计算机厂的前身),尚未完成联调,且认为130机内存目前只能做到8KB或16KB,再扩大是没有把握的。一周后我们派人去天津无线电二厂,了解到该厂生产的130机均已扩大到64KB(最大容量),但该厂主要生产军工产品,没有力量接其他任务。

1977年7月14日上午,全组讨论总承厂的选择,新华社也派项目负责人参加,会议是在文史楼的那间10平方米的旧教室中召开的,前面放了块小黑板,比较厂家的优劣。会上大家都反对潍坊承担,力争苏州计算机厂协作;只有我一个人赞成潍坊,我的理由是,积极性最重要,只要积极性高,技术力量可以加强,若不行北大还可指导和具体协助。我想北大七四八工程会战组两年多来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没有垮掉,就因为其主要骨干积极性高。会后张淞芝同志继续与苏州联系;与此同时,郭局长向潍坊提出,要整顿,要准备20人的技术队伍,要准备好条件,9月份他亲自去潍坊检查,不合要求任务就不下达。1977年10月13日~19日郭局长带队,电子部、新华社和北大大批人马赴潍坊,检查结果十分满意,10月18日宣布潍坊电讯仪表厂为总承单位。11月5日山东省电子局王局长来北大,周培源校长亲自接见。同年12月七四八工程精密照排系统方案说明,即189页的三册蓝皮书油印出来,作为具体逻辑设计的基础,后来1982年申请的、作为华光系统基石的欧洲专利EP0095536的大部分内容包含在这三本蓝皮书内。

1978年1月潍坊派一批技术人员来北大学习和掌握系统方案,过完春节(2月17日)再来北大,正式投入了研制工作。1977年我们研究室从北大电子仪器厂(计算机系前身)、计算中心、北大汉中分校和外单位调了一些硬软件方面的精兵强将参与照排控制机和软件的研制,他们大多为40岁上下,已有多年计算机方面的实践经验;潍坊和新华社派来的技术人员大多为30岁上下,有的大学刚毕业。这些同志正值盛年,在画逻辑图、布板和调试阶段常常不辞劳苦地一天三段工作。

为了加强潍坊的技术力量,我们又推荐了一批技术人员调入潍坊。当时潍坊电子局决定为选中的北京的技术骨干解决两地分居问题,答应把农村户口的配偶和子女转成潍坊城市户口。那时人事部门比较喜欢接纳“文化大革命”前的大学毕业生,不大想要1970年的毕业生,认为他们在大学只学了一二年,本事不大。为此我们作了解释,强调“文革”前考入北大的人,一般素质不错,再加上这几年的实际工作锻炼,他们的能力是不成问题的。为此陈堃銶专门到潍坊电子局姚书记在北京下榻的旅馆去拜访。她推荐的向阳和傅国泰于1978年下半年参与七四八工程,他们两位和徐根远均为1970年北大毕业生,后来证明是那批调入潍坊的技术人员中的佼佼者,对潍坊计算机公司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全部采用国产元器件的照排控制机含28块大插件板,每块板比现在PC机的母板还大,放在一个大机柜中,磁鼓驱动器也占一个机柜,再加上磁鼓,体积不小。今天方正93 PostScript协处理器是一块0.7微米线宽的芯片,所包含的逻辑比上述三个大柜子所含的功能不知要强出多少倍!

激光照排机的研制

杭州通信设备厂的报纸传真机最接近系统的要求,因而于1977年底确定为输出设备合作研制厂。当时张合义同志负责与杭州的合作,决定该传真机的电子和机械部分基本不改,光学部分需重新研制。我们与杭州合作研制四路激光平行扫描的声光调制器光学系统,同时张合义、李新章等同志又从事单路激光电光调制器的光学系统的实现。1979年7月27日的第一张报版样张是单路输出的,速度慢,约20分钟才完成一版的输出,后来很快改成四路激光的设备,速度提高了4倍。

为了检验照排机输出的文字质量和测试计算机与照排机之间的接口,1977年12月利用天津大学学生在北大七四八工程做毕业实践时完成的单字汉字点阵存储器,与杭州通信设备厂的传真机相连,输出整版的许多“羊”字。接着,在杭州通信设备厂的协助下,张合义、李新章等又很快把光源改成激光,并采用新的同步方法,使输出的“羊”字质量更高,从而证明了激光照排机的输出质量完全能满足印刷出版要求。1977年12月6日上午,周培源校长主持了输出一版“羊”字的演示会,郭局长、新华社、潍坊和各大报社40多人参加了这一活动。郭局长在会上说: “研制激光照排系统的技术条件已经成熟。” 这一模拟实验结果当时是很鼓舞人心的。

与长春光机所的合作其实更早,1976年电子部曾请长春光机所参加七四八工程,只是具体内容未定。1977年2月把转镜照排机的任务下达给了吉林省电子局,3月初该局派人来北大商谈协作,张合义同志参加接待。后来这一任务由四平电子所承担,长春光机所参与。进入80年代以后,长春光机所逐渐成为转镜照排机的主承担单位。

如果从杭州通信设备厂的报纸传真机的前身算起,研制的开始时间是70年代初期,可以说,我国高精度输出设备的研制已经历了24年之久,至今仍在继续。

Monotype的威胁

19年来我们不断与外国厂商竞争,我们一直强调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危机感,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稍一松懈就会吃亏。外国商品构成严重威胁的主要有两次: 第一次是1979年,第二次是1984~1987年。尤其是第一次,形势极为严重。Monotype系统预定于1979年夏在上海、北京两地展示,并准备大举进入中国市场。Monotype公司1976年发明了第四代激光照排机,很快成为商品;直到1985年Linotype推出激光照排机以前,可以说Monotype LaserComp几乎是世界市场上唯一的一种第四代照排机商品。LaserComp采用平面转镜(或称绞盘机)方式,最绝的一点是可以走走停停,一行字可以扫完几线后停下,再启动时继续扫该字下面几线,这种在一个字中间走走停停却仍能保持字的精度(当然彩色精度不够)无疑是一大发明;而七四八工程杭州通信设备厂和长春光机所当时正在研制的照排机做不到这点,从而给控制器(或称栅格图像处理器RIP)的设计带来极大困难,这点我在“艰难的起步”一文中已谈到。LaserComp光学机械上的这一特点避免了我们挖空心思设计出的许多“绝招”。但是Monotype LaserComp控制器的总体构思是很差的,采用黑白段描述字形,压缩率很低,而当时磁盘容量较小,放不下很多种字体;即使采用4个80MB硬盘放入多种汉字字体,但当时硬盘的速度太慢,影响了输出速度。

与Monotype相比,我们的设计思想先进,当时已采用了后来80年代中期在西方开始流行的“轮廓加参数”的字形描述方法,但在闭关锁国的条件下,全部用国产元器件(磁心,小规模集成电路)和外设,系统的可靠性比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的Monotype LaserComp差得多。我们的原理性样机即使完成,勉强使用,也不宜变成商品;而Monotype系统尽管设计思想不先进,中文排版软件和终端的功能还很差,但硬件可靠,而软件经改进后是可以实用的,尽管性能价格比不见得好。面对Monotype的威胁,我们一方面加紧原理性样机的研制,确保1979年秋天Monotype展览前输出一张报版样张,另一方面要着手基于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真正实用的Ⅱ型机的研制。从 1976年初到1993年初这17年中,我几乎放弃了所有节假日(包括星期日和春节、元旦),每天上、下午和晚上三段工作,但身心最紧张和最劳累的是1979年。当时我们在总体设计上的某些优势离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还差得很远,只有不断创新和坚持不懈的奋斗,取得技术上的全面优势,才有可能最终在市场上取胜,而这个过程是九死一生的,松一口气就会彻底完蛋。后来的变化是戏剧性的: 1976年发明激光照排输出设备的Monotype现在销售的是ECRM等公司生产的激光照排机,第一个研制RIP的Monotype现在销售的是Adobe公司的PostScript RIP。北京大学大概成了世界上研制RIP时间最长的单位,虽然我们研制RIP比Monotype晚开始约两年,但至今北大方正不断推出新型号的RIP,不断研制RIP的专用加速芯片,北大方正的RIP销售到了世界各地。1994年3月我在台湾访问,参观了《中央日报》社现在使用的80年代末购买的Monotype系统,字形仍用落后的黑白段描述,输出1016 DPI一版中文报纸(黑白)需12分钟,而且不支持PostScript;而《中央日报》和台湾很多大报社在香港《明报》和《星岛日报》看到的北大方正PostScript Level 2系统,能在8分钟左右输出1524 DPI一版(四开)报纸的CMYK四张分色片。这一速度对比给海峡两岸报业都留下很深的印象。

报版样张和《光明日报》的报道

经北大和协作单位的共同努力,1979年7月27日输出了一张八开报纸样张,报头是郭平欣题写的“汉字信息处理”六个大字。第二天上午方毅同志来参观,鼓励了一番,并指示要宣传。当时新闻界认为这一成果还很不成熟,不宜报道;只有《光明日报》在总编辑的支持下,由朱军同志执笔写了长篇报道,刊登在1979年8月11日头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是“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获重大突破”,副标题是“我国自行设计的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主体工程研制成功”。所用标题字号之大当时是不常见的,朱军还在头版编发了评论员的文章和小报样张的照片。当时整个系统尚未完成,汉字终端还没有出来,排版软件和操作系统也才开始调试。为了抵制当时试图打入中国市场的英国Monotype系统,研制组成员觉得有必要及时报道这一阶段成果,大家一起讨论,想出了“主体工程研制成功”这一有力但又不失实的提法。以后的十多年内,每当我和陈堃銶在家里听到电视或广播提到什么项目的“主体工程”完成时,常常会心地相视一笑,总会不约而同地想起1979年8月初捉摸了半天的那个巧妙提法。原理性样机硬件刚调出,还很不稳定,那张报版样张,开头出几十次才有一次是正确的,不是磁鼓出问题,就是磁心内存或其他部件出故障,所以来人参观表演时常常提心吊胆。新闻界为慎重起见,不予报道也是完全有道理的。报纸上关于重大科研成果的报道常常有失实甚至严重失实之处,这一现象今天依然存在。不少成果当时评价很高,过一段时间证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有的是昙花一现或过眼烟云,经不起时间考验。《光明日报》把原理性样机称为“重大突破”,力排众议,如此大张旗鼓地报道,对我们研制者起了不小的鼓舞作用。在以后的10年内,我一直告诫自己“要对得起这一报道,要用今后发展的事实证明确实是一重大突破,证明这一报道是及时和完全如实的”。

抵制洋货和江泽民同志的亲笔信

1979年夏报版样张的输出和1979年秋汉字终端的成功演示,增加了各方面的信心。用落后的国产元器件,我们竟能做出功能比外国产品更好的样机系统,若采用国外先进的器件和设备,我们一定能够研制出先进、可靠的实用系统。国家计委、国家科委、电子部和教育部均赞成抵制洋货,大力扶植国内系统;这一主张还得到了国务院进出口管委会的有力支持,汪道涵、江泽民同志当时是正副主任,为此我和张合义找过道涵同志,受到了热情接待。郭平欣、王昌茂、张淞芝同志则在一切场合反对引进,尤其是阻止电子部的下属单位介入引进和与外商技术合作,因为这类合作显然以外商为主。我第一次见到王昌茂是在1979年秋一次讨论是否引进Monotype的会上,到会的有各个部门的代表。王昌茂同志刚接任计算机局的外设处处长职务,在会上代表电子部作了旗帜鲜明的发言,发言中说,北大的字形信息描述技术不仅对汉字有很大意义,对西文也有很大好处。当时我听了觉得“过奖”,大概是为了强烈反对引进而这样说的。后来的发展说明我们当时确实提前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80年代后期西文字形也普遍采用轮廓描述,当然已不是我们70年代所用的向量轮廓而是曲线轮廓;我们70年代中期提出的控制变倍时文字质量的参数描述已发展成完整的一套“提示信息”(HINT)。

计委的严谷良同志在1979年春就给有关领导放风说: “要出大成果了”。输出报版样张和终端研制成功后,他更是不遗余力地到处奔走,说服各方领导并落实经费。1979年下半年和1980年初不少美国和日本的专家来北大参观原理性样机,他们的书面报告和口头谈话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我把这些内容写成手稿,严谷良看到后如获至宝,认为很有说服力,当即复印数份,说要给有关领导,让他们了解外国专家是如何评价我们的工作的。

但是,当时不相信中国人自己的科研力量的人还是不少,引进风仍旧刮得很猛。1979年底江泽民同志代表进出口管委会给国务院几位副总理写了一封四页的亲笔信。

新华社孙宝传同志看到此信(由进出口管委会抄送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后跟我说: “我们新华社一直支持国产系统,不赞成引进,看来是对的。”

《伍豪之剑》样书和邓小平同志的批示

1979年输出报版样张主要是调试硬件系统的正确性,而试排一本书则很大程度上是调试软件。原理性样机的软件系统包含具有实时功能的多用户操作系统、命令处理程序和批处理排版软件,总量达10万多行汇编语言,设计和调试均由陈堃銶负责。当时的排版语言就是今天广为流行、已销售3万多套的BD排版语言的前身。NOVA或100系列机不支持PASCAL语言,更不用说(后来才有的)C语言了,所以10万多行的程序全用汇编写。130机上没有西文字符显示器,也没有软盘,程序用纸带输入,宽行打印清单和结果。排版软件是否正确只有通过版面输出才能最后验证,而激光大样机直到1984年才配上(国外当时也没有大样输出机),用照排机出底片来调软件在时间和代价上均是无法承受的。所以排版软件的调试只能根据宽行打印输出的数字,在坐标纸上画出才能分析问题,其效率是可想而知的。最苦的还是硬件不可靠,硬盘、纸带输入、宽行打印和照排控制机是故障率最高的,往往费了半天劲仍得不出结果,当时调试大型软件的艰难程度是今天的年轻同志所难以想象的。

在这种艰苦条件下,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1980年9月15日上午排出了一本《伍豪之剑》,印后送给了方毅同志。周培源校长又请方毅同志送给政治局委员人手一册。方毅同志于1980年10月20日在随书附上的北京大学的一封信上写了一段热情洋溢的话: “这是可喜的成就,印刷术从火与铅的时代过渡到计算机与激光的时代,建议予以支持,请邓副主席批示。”小平同志于1980年10月25日作了“应加支持”的批示。1980年11月19日方毅同志第二次来北大七四八工程视察,带来了小平同志的上述批示,在机房里与我们交谈了很长时间。第三次与方毅同志交谈则是1988年在《科技日报》社,方毅同志见了我以后就说,他希望《科技日报》社采用北大等单位研制的国产系统。方毅同志后来还参加了1989年12月26日华光Ⅳ型的鉴定会并在会上讲话。

李瑞同志主持原理性样机系统鉴定会

1980年排出《伍豪之剑》后的一年内,硬件的可靠性有了提高,大型软件一直在紧张调试。为了迎接1981年7月的鉴定会,准备出一本复杂版式(包括分栏、对照、带斜线的表格和数学公式)的样书,以充分展示排版软件的功能。软件调试和出样书的任务仍由陈堃銶主持,其困难程度并不亚于1980年排《伍豪之剑》。1981年夏陈堃銶已开始便血,癌细胞已在直肠上发展,但当时没有时间去仔细检查。

1981年7月8日~11日,国家计算机工业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召开鉴定会,李瑞副部长(兼总局局长)主持,黄辛白副部长(当时已从北大调到教育部)和郭平欣副局长、张龙翔校长等60多人出席会议。当时的鉴定会还是很认真的,不像现在有些鉴定会带有捧场性质或商业色彩。鉴定结论是“与国外照排机相比,在汉字信息压缩技术方面领先,激光输出精度和软件的某些功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与原理性样机同时鉴定的还有M6800汉字终端软件系统,该软件建立在日本松下公司提供的硬件平台上,是顾小凤同志为主完成的。鉴定会期间印刷界的一些朋友参观后很是赞赏,认为很好地满足了校改的需要,这一系统为以后正式投产的汉字终端打下了扎实基础。

原理性样机的研制单位是北京大学、潍坊计算机厂、无锡计算机厂、杭州通信设备厂、新华社和天津红星厂。研制的高峰期间是1978年和1979年,当时各单位投入的全时研制人员总数估计超过70人,其中不乏各方面的技术骨干。原理性样机的研制历时六年之久,技术难度大、工作量很大,开发手段落后,它是闭关锁国的特定环境下的产物,但它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① 字形描述和复原方法以及照排机的控制驱动方法经受了严格的实际检验,也发现了设计中个别不完善之处;

② 大型软件经受了初步考验;

③ 照排机的光机电方面的问题有所暴露,为以后的改进提供了依据;

④ 制作了许多精密字模。这些都给后续型号的研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没有原理性样机的成功,也就不可能争取到后续实用型系统的研制经费。

原理性样机系统本来准备申报电子部科技成果奖(当时还没有国家科技进步奖),但电子部负责评奖的同志好心地劝我们说: “这一项目应报特等奖,但尚未实用恐怕不批准,报一等奖肯定能批准,但太可惜,你们不如等下个型号投入实用后,合起来报个特等奖。”虽未报奖,但计算机总局发给我们一个奖状,并发了奖金。在北大校内,这一项目仍作为一项重大科研成果上报,并列入《北大科技成果选编》,主要完成人是王选、陈堃銶、张合义、李新章、陈竹梅等。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支部书记兼行政负责人李一华同志(负责汉字输入和参与字模工作)在讨论上报名单的开始就提出她本人不列入五人之内,名单上报时张龙翔校长看到后对此还提出过不同意见。北京大学对原理性样机做出重要贡献的还有裴坤寿、陈葆珏、董士海、吴世琪、陆钟辉、邵秉章、陈保华等同志。裴坤寿原来是北大计算中心的技术骨干,1977年3月底调入会战组,承担命令处理程序中重要部分的研发,由于他有软件开发和维护计算机和外设硬件的实践经验,加上动手能力强和具有拼搏精神,在1979年输出报版样张的调试中起了与众不同的重要作用,在关键时刻保证了这一任务的圆满完成。陈葆珏、董士海、吴世琪、陆钟辉是1977年春由北京大学电子仪器厂派来参与协作的,他们均有150机和6912机的设计、调试经验,所以很快成为主力,陈负责传送控制器,董和吴负责磁鼓驱动器和控制器,陆负责MOS存储器,他们都作出了很好的贡献。董士海和陈葆珏不仅业务突出,而且工作严谨负责,对项目全局起了显著的促进作用。邵秉章、陈保华是从北大无线电系参与协作的,邵除承担字形发生器中填充部分的硬件外,还是整个机房建设的负责人;陈保华于1975年就进入会战组,除了参与技术工作外,还承担了大量外协和组织工作,初创期间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事业心强、工作热情很高的陈保华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起了重要作用。没有上述同志的努力,就没有1979年7月原理性样机的初步成果,也就得不到国家的进一步支持。介入原理性样机研制的70多人中的大多数没有参与后续机型的研制,但他们在那段困难的初创时期中所作出的贡献是应该充分肯定和记入中国印刷技术发展史中的。

1994年7月25日

本文刊登于《王选谈信息产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