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语录

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美,给人带来的愉快是最大的报酬,是一种高级享受。献身科学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么样生活,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

一个好的科学家或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好人,才能带领队伍。什么叫好人?季羡林先生曾说过,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更多就是好人。这一标准我觉得可以再降低一点: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就是好人。

我的座右铭是:“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

中国古代有句话,上士忘名,将名利彻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来;下士窃名,自己不行就窃取人家的。我做不到上士,但是我不会为了立名而去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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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研与创新

制定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一些思考

朱鎔基同志在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抓紧制定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对此我完全拥护,这使我联想起1956年制定的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当时集中了一批解放前和解放初留学回国的科学家,提出了若干重点发展的学科;接着高校内设立了计算机、半导体、电子学、自动控制、核物理、工程化学等新专业,同时科学院一批新学科的研究所应运而生。这些有力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今天许多六、七十岁的优秀科学家和院士就是在十二年规划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同时也出现了两弹一星等一批重大科技成就。十二年科学规划尽管受到反右、大跃进、文化革命的干扰,但其历史意义是有目共睹的。现在的形势与1956年时完全不同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将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

基础研究要确定重点发展方向,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有些基础研究领域是无法预测和规划的,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基本上是一位科学奇才单枪匹马完成的。尽管他也吸取了前人的科研成果。但大多数基础研究是可以事先确定战略方向的,是可以制定规划的,当然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研究的进展和变化不断做出相应的调整。下面举例说明。

英国卡文迪什实验室出了25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与该实验室的正确选择方向有很大关系。第四任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卢瑟福在年轻时选择了核物理方向,后来成为该领域的奠基人。在他当主任期间支持了他的助手阿普尔顿研究无线电收发的机制,结果阿普尔顿发现了电离层而获诺贝尔奖。第五任主任布拉格断然决定停止他的恩师卢瑟福开创并在全世界具有广泛影响的核物理研究方向,当时遭到一批人的痛骂,一些骨干纷纷出走。布拉格的回答是:“我们已教会世界如何搞核物理,现在我们应教他们学点别的什么了。”布拉格支持交叉领域两个年轻的科学怪才:帕茹茨用X-光谱研究血红蛋白,开辟了分子物理学;马丁?赖尔用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发现了脉冲星而获诺贝尔奖。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科学发现——DNA大分子双螺旋结构是克里克和沃森提出的,得到了布拉格的有力支持。20年后当时痛骂布拉格的人纷纷赞扬他的远见卓识:卢瑟福开创的基本粒子研究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大型加速器,英国无此财力,所以研究的重心必然转移到美国;而布拉格审时度势,在关键时刻选择了一系列的交叉学科新方向,取得了巨大成功。

上述事例对我们制定中长期科技规划的启示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一定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要选择中国有优势、前景大或者是交叉学科的领域作为重点发展方向。

作为基础科学的数学也是可以规划的。1900年8月,在世界数学家大会上,德国希尔伯特(D.Hilbert)提出了23个尚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现代数学的许多领域,这些问题的研究大大促进了20世纪数学的发展。自1936年到1974年间,获得菲尔兹奖的20人中至少有12人的工作与“希尔伯特问题”有关。今天我们虽然没有希尔伯特这样的世界级帅才,但中国出色的数学家不少,集思广益,定能正确制定使中国成为数学强国的发展战略。

人才和环境的建设是最重要的

基础研究有时很难规定具体的指标和完成时间,更忌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和口号。例如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政府曾提出几年内攻克癌症并投入巨资,结果是一场空。因为这需要基础研究很长时间的积累,现在人们预计要到本世纪中叶才能真正治愈癌症。费马大定理350多年才得以证明,而歌德巴赫猜想何时能解决更是无法预测的。我们很希望中国国内的成果有朝一日能获诺贝尔奖,实现零的突破,这被称为诺贝尔奖情节。但是不宜制定获奖的时间表,而应把精力放在建设人才成长的环境和良好的研究氛围方面。1990年11月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来厦门颁发该年度的陈嘉庚奖,在会上的发言和私下交谈中,他多次提到“中国科学研究的土壤不够肥沃,要使土壤肥沃起来”。这句话给我很深的印象:一旦杰出人才源源不断涌现,科研环境宽松并有浓厚的学术氛围,也就是土壤肥沃了,只要勤勉耕耘,就能结出丰硕果实,此时得诺贝尔奖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而土壤不肥沃,再拔苗助长也是无济于事。

诺贝尔奖得主往往集中在某些单位。例如汤姆逊28岁担任卡文迪什实验室的第三任主任,后于1906年获诺贝尔奖;他的学生中8人得诺贝尔奖;卢瑟福的助手和学生中,14人得诺贝尔奖;卢瑟福的学生玻尔培养了7人得诺贝尔奖。这与这些单位的肥沃土壤、良好的学术氛围有关。费马大定理的证明者英国数学家怀尔斯面壁九年始破壁,在这九年中一篇论文都没有发表,丝毫没有受到我们经常遇到的那种急功近利的评估体系的干扰。

良好的学术环境还包括多学科之间的交流,国际间的同行交流,理论或模型与实验的配合等。各种因素中最关键的还是人才,有了优秀人才,才能制定正确战略,选择有希望的领域。1956年制定的十二年科学规划中,人才培养放在突出位置上,实施后最大的成就是培养了一大批新兴领域的优秀人才。现在面临国际激烈竞争,为实现成为科技强国的目标,最重要的是要造就一批有献身精神、目光远大、能执着甚至痴迷地追求科研目标的科学家。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克里克回忆他的科学生涯时用“狂热的追求”(mad pursuit)来形容。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说过:“判断大学优劣的一个办法是看该校星期六晚上实验室的灯光是否亮着。”制定中长期规划时,应把人才培养和建设良好的科研环境作为重要内容。

高新技术的关键领域要有自己的、有创新的核心技术

对于高新技术,规划中需要也有可能制定比较具体的目标,并粗略地定出逐步达到目标的时间表。1983年制定印刷技术发展的专项规划时,已能预见到国产激光照排系统淘汰铅字的时间表了,尽管那时还没有一套照排系统投放实际使用,很多人还不相信中国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这一技术革命。结果“告别铅与火”的目标提前实现了,1994年,在解决藏文排版问题之后,《西藏日报》成为国内最后一家丢掉铅排的省市级报社。

2002年我国手机销量占世界第一,PC机销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和全球第二,这是很可喜的;但遗憾的是手机和PC机的核心技术都由外国厂商控制,利润的绝大部分落入他们手中。另一方面要看到,国内巨大市场给我们创新提供了宝贵的最前沿的需求刺激。中长期规划中要把掌握核心技术作为高新技术发展的重中之重,规划中应大大加强对我国原创技术的支持力度。对于有重大前景的创新技术的投资,往往是一本万利的。在激光照排研制过程中国家给北京大学的拨款经费为一千多万元,而国产照排系统的累计产值约100亿元。现在移动通信领域内出现了有重大价值的源头创新,即北京邮电大学李道本教授发明的大区域同步CDMA,简称LAS CDMA。与传统的CDMA相比,LAS CDMA的频谱效率要高三倍,在同样带宽下容量将大得多,干扰也小得多,工程实现也比较简单。LAS CDMA技术已获98项专利,还有30多项专利正在审查中。该技术已经过准商用化的试验网的检验,确实性能比其他技术优越。LAS CDMA的进一步发展和产业化将使我国掌握移动通信技术的制高点,实现跨越式发展,从而对产值估计为一万亿元的移动通信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核心技术的创新是极端重要的,但只是支持技术创新还是远远不够的,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化需要整个产业链的配合。例如通信领域的重大创新就需要政府几个部门的协调、研发部门、制造商、运营商的紧密配合,才能真正成为大批量的产品。这些因素在制定高新技术的中长期规划时是需要认真考虑的。

2003年4月21目

本文刊登于《科技日报》,2003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