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语录

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美,给人带来的愉快是最大的报酬,是一种高级享受。献身科学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么样生活,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

一个好的科学家或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好人,才能带领队伍。什么叫好人?季羡林先生曾说过,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更多就是好人。这一标准我觉得可以再降低一点: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就是好人。

我的座右铭是:“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

中国古代有句话,上士忘名,将名利彻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来;下士窃名,自己不行就窃取人家的。我做不到上士,但是我不会为了立名而去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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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研与创新
科研选题和制定目标时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从事计算机研究的体会之四

科研上取得重大成就的个人和集体几乎无例外地选择了好的方向和课题,而那些投入了很大精力,但效果很差的项目,不少属于方向不正确或选题不当。本文谈一些这方面的体会供读者参考和指正。

一、科研选题首先要考虑项目的前景,即未来的价值

三十多年来我有两次自由选题的机会。一次是六十年代初选择了高级语言编译系统和软硬件

相结合的研究方向;第二次是1975年选择了汉字精密照排的课题。照排系统是涉及到印刷业的项目,当时有些计算机同行对我选择此项目不以为然,认为计算机领域当时有很多时髦的研究课题,例如操作系统结构、系统程序设计语言、网络和数据库管理系统等等,而与印刷业打交道是进入了一个并不“高级”的领域,很多人还认为照排是一精密机械和自动控制的课题,不符合北大的长处。当时我认准,照排是信息处理领域的课题,这一项目不仅是淘汰铅字的问题,而且将带来信息利用方面的革命。1975年我阅读了刚刚完成的纽约时报信息库(Information Bank)系统的资料,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该项目一方面是Dijkstra等人大力鼓吹的结构程序设计原理,包括主程序员体制的一次大的实践,另一方面又使人机界面朝更加友好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纽约时报信息库使我于七十年代中期看到了在使用照排系统取代铅字后的下一步的报业发展前景。记得我于1978年在一家报社报告了今后的发展设想,谈到了照排、文图合一处理和检索等内容,由于离当时国内现实实在太远,人们连本世纪内我国报业依靠自己的科技发展淘汰铅字这一目标都很难相信,更谈不上这些远景设想。所以会后有人很冷淡地评论说:“北大王选老师今天奏了一首畅想曲”,意即发表了完全不切实际的幻想。今天这些幻想大多变成了现实,恰恰是这种所谓的幻想,即对未来远大目标的追求,使我们选择了这一方向,而且锲而不舍地为实现这一目标而拼搏。一场技术革命必然带来一个大市场,对于这一点我们当初是深信不疑的。复印术给办公和事务处理带来很大方便,复印机发展成一大产业;而激光照排将引起的深刻变化,必然会吸引一大批用户。对这一估计,十多年前,甚至七年前都有很大分歧。不少人认为,中国劳动力便宜,拣铅字成本最低,把激光照排称作“先进的技术、落后的效益”,不可能推广。现在的事实已经给出了回答。七年前中国所有报纸和绝大多数书刊均为铅排,而今天几乎所有的主要报纸和多数书刊已采用激光照排,北京大学开创的这一新技术在报业、印刷厂、出版社和办公机关中赢得了一万多家用户。这样快的推广速度在世界报业和印刷业发展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是出于我们意料的。今天一个普通操作员一天可完成过去全国劳模拣字工4~5天才能完成的工作量 。在报社内,过去夜里是“热热闹闹”出报,遇中央重大会议和事件时,半夜聚集20多人,等待新华社稿件,然后用人海战术突击拣铅字,这样也还不能按时出报;现在则是“冷冷清清”出报,一、二个人在屏幕前操作几下就轻松愉快地完成了中央重要讲话的报道。一场技术革命,必然带来一个大市场,预计中国出版系统的市场在100亿元以上。因为技术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用户将不断更新和扩充设备。报业技术革命的第一步是淘汰铅字,采用激光照排;第二步则是实现印刷厂照排的计算机局域网,实现文字和照片的合一处理和版面远传;第三步过渡到彩色报纸编排系统;第四步报社作业全过程的计算机化,最近推出的方正全报社综合业务网络系统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上述四个步骤的每一步都开辟了一个新的市场。近年来在国外出版业中兴起的彩色革命,将用开放性的系统取代传统的电子分色机。1992年1月21日起,澳门日报,采用北大方正彩色报纸编排系统,每天生产4~6页彩色版,实现了中文与彩色照片的合一处理和输出,效率大为提高,这在世界中文报业中尚属首次,意味着一场彩色革命已经在中国开始。1993年11月起,在新华彩印厂的紧密合作下,北大方正高档彩色照排系统开始试生产精美彩色出版物(诸如高档画册和挂历),取得了鼓舞人心的结果,证明新系统生产的高档彩色出版物的质量是可以和传统的电子分色机媲美的,而其功能、灵活性和价格则是传统的分色机所无法比拟的。这场彩色革命将使我国的彩色出版物光彩夺目、随处可见,到处都能生产,必将带来一个新的广阔市场。出版系统具有如此美好前景,所以美国几乎所有的计算机大公司都曾经参与过出版系统的开发,或与出版系统有过紧密关系,例如IBM,DEC,Apple,HP,Microsoft等。出版系统不仅与文字处理有关,而且与多窗口环境、图形、图象处理、网络、数据库、通信、检索、面向对象技术以及多媒体等都有紧密关系,今天很少有人认为它是“低级”的应用了,和十八年前国内计算机界的舆论是大不一样了。

二、注意中国国情,国外时髦的某些项目在我国不易成功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我国是不开放的,外国的软、硬件产品不易进入中国市场,因此科研选题时是否注意中国国情并不象今天这样重要。后来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家可能还记得,八十年代初我国不少过去在计算机领域很有成绩的大院大所和个人,适应不了外国计算机产品涌入中国的新局面,陷入了困难的境界。在面临复关的今天,科研选题显得更加重要。我甚至认为,立足于国内干事业的计算机科学家趋于成熟的标志之一,在于能否比较准确地判断:哪些项目在中国是应该搞和可以搞的,是有前途的;哪些项目是不宜搞的,是没有前途的。系统软件和某些工具软件在我国很难成功,这一趋势其实八年前就能看出,但有些单位转轨太晚。这绝不是因为中国的软件工作者能力比外国人差,而是因为这类软件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吸引大批开发商在其基础上从事上层应用的开发。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微机上曾流行过PC/M操作系统,后来被Microsoft的MS DOS打败,其重要原因在于MS DOS上有几个应用面很广的上层软件,而PC/M则没有。今天Microsoft的 MS Windows 3.1吸引了美国16000家软件公司在其基础上开发应用软件,这就使 MS Windows立于不败之地,短时间内售出4000万套;而IBM OS/2尽管在技术上有某些优势,但很难成大气候。因此系统软件和某些工具软件若不走向世界,吸引大批国外开发商,则很难赢得和保住国内市场。此外,这类软件发展中的创新构思来自大量实践和应用的激励,国内的软件工作者在这方面的机会比外国同行要少得多。

有些技术在中国只有一个时期的应用价值,而缺乏更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对于这类技术,应抓紧时机应用,但不宜作过多的深入研究,以免浪费精力。微程序技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微程序是设计功能强大的通用计算机和复杂的专用硬件的一个好方法。1975年我敢于承担激光照排系统研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了解和掌握微程序技术。当时还没有通用的运算器芯片和微程序控制器芯片,所以在设计华光Ⅰ型照排控制器时,连微指令的定义都是自己确定的;1979年在设计华光Ⅱ型照排控制器时,国外已开始出现Am2901, Am 2910这类芯片,利用这些先进的芯片,使基于微程序的硬件设计比过去简单得多,从而使华光Ⅱ型系统投入实用;1984年我在设计华光Ⅳ型栅格图象处理器(即照排控制器)时,采用了微程序与ASIC相结合的技术。当时PC机还处在XT时代,CPU速度还远远满足不了高分辨率字形点阵高速生成的要求,当时我们在国外定做的ASIC也只能容纳几千门。所以微程序与ASIC相结合的方案在当时也许是最佳选择。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我曾为华光系统的照排控制器编写了近一万行微程序,大多投入了应用和成为商品;但我满足于做一个具体编程的程序员,而决不做任何微程序技术的研究工作,也对这类研究(例如微程序设计高级语言、各种优化方法等)不感兴趣。我始终认为,在CPU和ASIC技术尚未充分发展之时,微程序是解决速度瓶颈的一项廉价和有力的措施,但这种措施的寿命是不长的;一旦CPU速度足够高,ASIC能容纳几万门时,微程序在中国的应用机会就很少,微程序将主要成为CPU芯片的设计技术,不再成为应用系统和专用硬件的设计技术。而中国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还没有实力去开发新的CPU芯片,因而也很少有机会去应用微程序技术;实践出真知,一项技术若无大量实践和应用的机会是很难冒出创新构思的,这就注定中国在固件工程和微程序技术发展中很难在原理和方法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根据中国国情选题是很重要的。文书处理、排版、办公等领域与中文有密切关系,我们是有优势的;但这种优势也不是绝对的,现在Wordperfect,Word for Windows,Page Maker,Work等外国软件的中文版也在力图打入中国市场,因此我们若不在技术上不断进取也不易保住国内市场。手写汉字联机识别在技术上不断发展,将成为深受欢迎的、大家都会用的输入方法;印刷体识别将使大量已有的印刷品内容轻而易举地存入数据库供检索用。这两个方向今后的前景无疑是很大的。语音识别是一难题,但中文语音的单音节特点又使中国人在这一方向上可能比西方更早取得突破。这些方向既有挑战性,又带有中国特色,同时又有很大的市场前景。机器翻译、自然语言理解等方向也有类似的特点。以上这些方向与中国文字有关,似乎在与外国产品竞争中比较容易取得优势。其实中国的市场大,计算机的潜在应用面广,很多领域尚待开发,而且中国国情和体制与外国不同,所以我国的计算机工作者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关键在于抓住时机。例如大规模并行计算机是一新兴领域,国外商品刚问世,价格贵而且属禁运范围。我国完全可利用几十个高档Alpha芯片或其它市场上能买到的CPU芯片构成系统,保持系统软件基本兼容,并大力开发应用。这种机会是可贵和短暂的。国外大批量生产的硬件和软件往往是很便宜的,我们不易竞争;例如Microsoft的系统软件和Access数据库管理系统价格仅几十美元,例如日本佳能的激光打字机机头的生产量已超过1000万台,OEM价格很低。但是销量不太大的软件和硬件的价格是昂贵的,因为开发费用高于国内。这就给我国的科技工作者带来很多机遇,只要起步早,方向正确,团结奋斗,常常能取得成功。在精密照排领域内,由于我国1976年就选择了激光照排这一方向,而国外激光照排直到1985年才流行,因此杭州通信设备厂和长春光机所的激光照排机以廉价的优势仍在国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三、认清和发扬自身的长处,要标新立异,起码应有“一着鲜”

过去戏曲界有一说法,叫“一着鲜,吃遍天”,每个名演员在保留剧目中常常有一些绝招以吸引观众,因而经久不衰。在科研中也应该发扬自身的长处,有自己的特色,也应该有“一着鲜”。甚至“几着鲜”。在起步晚和整体上处于劣势的项目中,这点尤为重要。1964年我们在承担DJS21机的ALGOL 60编译系统立项时就是这样考虑的。当时先于我们,科学院计算所和南京大学已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董韫美领导的计算所软件组集中了一批有才华的年轻人,他们的研究工作既有深度、又有广度,在国内是居领先地位的,与当时国外的差距也不大。记得1965年我曾向他们请教我们在研制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在语言中有效地利用当时DJS21机上的磁鼓外存储器,这一问题曾折磨我很久而未得良策;经计算所同志的点拨,才使我豁然开朗,后来在DJS21机ALGOL 60系统中磁鼓数组的设计就是受他们启发而来的,取得了好的效果。当时我们的力量与计算所相比,在人数上差距悬殊,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也有不小差距。但我们觉得,我们还有若干重要的长处:

①我们系统的宿主机是将来会推广的商品化晶体管计算机DJS 21,硬件较可靠,有外存储器,我们还建议厂家对其指令系统作了若干修改,使之更适合高级语言;

②我们采用标准的ALGOL 60语言,纸带码与欧洲标准相同,而不是我国的方言,当时国外杂志上登载的用于交流用的算法均写成ALGOL 60形式,七十年代才逐步改用Fortran;③我们在源语言一级的调试措施方面狠下功夫,确保用户易于发现错误;由于当时还不可能有交互式,均为批处理方式,所以我们不惜花很大代价,在编译时产生一张程序执行时的对照表,从而在动态出错(例如下标超界和算术溢出)后,能找到可以重新计算的最近起点,然后在系统监督下作重新计算,并打出产生错误的那个操作之前的各种状态。因为动态出错会破坏一切状态,要做到打印出错那瞬间之前的状态是很不容易的,当时还未见到国外系统有这类功能,而我们确实做到了。

事实证明,上述各点后来很受用户欢迎。当时我们有信心使这一系统成为国内最早的、得到真正推广的高级语言编译系统。后来文化革命剥夺了我们的工作权利,但经数学所同志的努力后,这一系统仍推广了几十套。

1975年在承担照排系统项目时也是靠“一着鲜”起家。“一着鲜”后来又发展成“几着鲜”,并逐步取得了全面优势。十多年来我们在开始一个新项目时,总要反复思考和讨论:与国内外产品相比,我们的长处在哪里?如何使研究成果最后能在市场上站住脚?从科研方面的初步成果,发展成有竞争能力的商品的过程是十分艰苦的,往往是九死一生的。对于起步晚的项目,一开始若没有“一着鲜”,没有创新的成分,就不易有发展前景;即使有了“一着鲜”,若没有全局优势,商品的竞争力也是不够的,仍会被外国产品打垮。只有不断追求技术上的完美和全面优势,才能最终占领市场。

著名物理学家黄昆在半导体理论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以黄昆命名的“黄散射”、“黄理论”、“黄方程”已为世界瞩目。黄昆先生曾经谈过,他在选择题目时不追求别人都认为高深的理论,也不热衷于占领热门的前沿阵地,他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只要我觉得确是个科学上没有解决的问题,我又刚好对它有点想法,我就去做它”。这段话很有启发,因为有了新想法,往往可以把一个当时似乎价值不大的方向变得充满生机。在科研中只有抓住自己长处,才能取胜。著名声学专家汪德昭在科研方面的座右铭是“标新立异、一丝不苟、奋力拼搏、亲自动手”,这一座右铭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四、抓住机遇和确立目标

分析一下国外著名的项目和科学家是如何抓住机遇和确立目标的,也许对我们有些帮助。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正是高级语言及其编译系统迅速发展的时期。当时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Dijkstra和Jenson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ALGOL 60编译系统。他们的系统并不追求高质量的目标代码,也不追求源语言一级上的调试措施,也即追求的不是系统的实用性,更不考虑将来的推广和商品化问题,系统是在该校一台不知名的定点运算小机器上完成的,他们把精力放在编译方法和目标程序运行时的动态环境方面。ALGOL 60允许递归子程序的调用和换名参数,这不仅在当时具有理论价值,而且也是实现时的关键技术难点。Dijkstra提出的一整套维护动态环境的方法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甚至对计算机硬件体系结构也产生了影响;他们采用的优先数编译方法适合于内存小的计算机,我在六十年代中期的工作中吸取了这一方法的基本思想;阐明换名参数强大威力的著名的“Jenson技巧”(Jenson's Device)也是那时产生的。六十年代初期和中期操作系统开始迅速发展,大型计算机分时多用户同时使用的需求使操作系统变得十分复杂,而IBM OS/360的巨大挫折使人们认识到操作系统的复杂性和软件危机,需要在结构、设计方法以及如何从事软件工程方面作出重要突破。Dijkstra抓住这些问题,从事称之为“THE 多道程序系统”的研究,THE不是一个大项目,只有几位博士参加,在大学内的一台性能不高的计算机实现。Dijkstra 的 THE系统不追求实用性,更不想发展成商品,其全部目的在于通过这一实际项目检验Dijkstra关于操作系统原理、结构、同步进程通信机制等方面的一系列新想法,也是Dijkstra大力鼓吹的结构程序设计方法和程序正确性证明的一次大的实践。Dijkstra在项目开始时规定,凡对于想要检验的原理和方法并无贡献,只是纯粹增加程序工作量的成分统统在THE系统中砍掉。今天大家都很熟悉的系统的多层结构、抽象、上层不需了解下层的详细细节等科学原则就是当时Dijkstra提出的,发表在关于操作系统原理的专门会议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步进程通信的信号量semaphore这一术语也是Dijkstra当时创造的;至于结构程序设计方面的主张更是影响了后来的高级语言和程序设计风格。Dijkstra能抓住这一机则遇作出重要贡献在于卓越的洞察力,学术界有些人把他称为“先知先觉”(Oracle),其实他的这些成就和强调软件研制的科学方法与他五十年代的实践有不小关系。Dijkstra在上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学习前曾当过程序员,编制中断处理程序。多个中断会同时出现,这一迸发现象使软件错误无法再现,很容易被当作硬件的瞬间故障,而五十年代的电子管计算机是不可靠的。这一现象当时使Dijkstra毛骨悚然,促使他后来钻研用科学方法从事软件研制,强调应该一开始就尽可能地不让故障引入,而不应该化大量时间进行程序调试,因为调试只能证明故障的存在,而不能证明故障的不存在。对于上述这类不以实用性、商品为目标的项目,成果的主要形式,是论文和研究报告(往往是免费提供的);成果价值主要以论文被引用的次数和引用的情况,以及有多少人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最终对该领域和工业界的影响等因素来衡量。我国的计算机科学家也有一些出色的工作,科学院软件所唐稚松和周巢尘,以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李未的论文都被国外学者大量引用。周巢尘

提出了“区段演算”(duration calculas),并应用于模拟与数字混合系统的描述,他开辟的这一新方向引起欧洲、北美不少国家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并试图把他的理论应用于某些领域。我认为,上述三位中国科学家所以能取得好的成果,在于他们有扎实的数学基础、富有创造性和洞察力、并有机会与国外学者不断作学术交流。他们的成功经验是值得青年学者学习的。

另一类研究项目则很不相同,一开始就立足于实用和将来普遍推广。瑞士苏黎士工学院的NWirth抓住了六十年代末的一个机遇,使PASCAL成为流行语言。当时Fortran在科学计算领域广为流行,但Fortran是早期语言不断扩充发展而成的,其基本结构并不是一个漂亮的、适合的多种用途的语言,也不便于学习;BASIC由于其简单、易于实现和占内存少,因而使用得最多,但其语法有很多限制,不适合写复杂 的大程序;ALGOL 60 是语言研究的重大进展,但它缺乏表达复杂数据结构的能力,缺乏对输入输出的统一的定义,以及目的程序运行效率较低,因而ALGOL 60 并未被工业界普遍接受;ALGOL 68是另一很不相同的复杂语言,尽管ALGOL 68 的报告被IFIP批准,但Wirth, Dijkstra等人发表了一份“少数派报告”,激烈反对这一语言,包括这一语言语法的表达方式,后来的事实证明ALGOL 68 是失败的;PL/1是IBM耗巨资开发并准备推广的,但正如Dijkstra所批评的那样,“假如把Fortran称作早期失调,则PL/1已发展成危险的肿瘤”。Wirth吸取上述语言的经验教训,PASCAL以简单、表达算法和数据结构的能力强、程序可读性好、易于学习和易于实现等优点而吸引了大批用户。由于当时的机型很多,互不兼容。为了便于推广,定义了面向计算机的低级的公共中间语言,把PASCAL先翻译成这一公共的中间语言,然后鼓励不同的计算机上开发这一中间语言的解释程序从而使PASCAL在短时间内大为流行。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实是,大量流行的程序语言几乎都是一、二个人为主搞出来的,而不是耗资巨大的集体项目。另外,简单、好学和高效常常是取胜的秘决。

第三类研究项目是从事富有挑战性的样机研制,并指望样机最终能发展成新一代的商品化系统。我在〈体会之二〉中提到的XEROX PARC 的 Alto 机和 Smalltalk就是这类项目。六十年代麻省理工学院MAC项目的目标是雄心勃勃的。MAC即Mutliple-Access Computer缩写,其操作系统取名为Multics,是Multiplexed Information and Computing Service的缩写,可见该项目预见了未来大批用户共享信息系统的前景。MAC项目首次提出了分段的虚拟存储器结构,从而促进了六十年代后期虚拟存储器硬件结构、调度算法,存储管理、存取模式和程序行为模型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引起了一个高潮,造成后来虚拟存储器的普及。Multics系统的目标实际上很大程度是后来UNIX的目标,它的雄伟目标吸引了一批优秀的计算机工作者。MAC和Multics对参与这一项目的人员的要求有三点:有才华的(talented),专心致志的(dedicated),和忠于该项目的(loyal to the project)。这三点要求给我印象极深,也成为我在从事激光照排系统研制中组织队伍时努力追求的标准。Multics也许太超前,当时大型操作系统在结构和方法方面还不成熟,Multics使用PL/1书写也许是一失策,但当时也确实没有好用的书写操作系统的语言。由于种种原因Multics并不成功,1969年参与协作的Bell实验室抽走了参与这一项目的一批有才华的工作者,他们回到Bell实验室后正好与后来UNIX的设计人Thompson在一起;另一协作单位通用电气公司也撤出了投入这一项目的GE 645计算机系统,该计算机是专门为MAC项目而作了硬件修改的,增加了支持虚拟存储器的有关设备。所以这类样机系统项目一旦失去了进一步发展和最终变成商品的前景,原来忠于该项目的人也就没有理由再跟随下去了。这一教训也使我牢记在心,使我感到要不断保持项目的生命力,使参与项目的人员对未来前景充满信心。Multics的目标后来由UNIX全部实现了,但Multics的教训显然对后来的发展起了作用;至于MAC项目对虚拟存储器的贡献则是重要的,主持这一部分研制的JBDennis获1984年ckert-Mauchly体系结构奖,尽管这一方向的首创者是Tom Kilburn。

Carnegie-Mellon大学教授WAWulf的风格曾经对我产生过影响,Wulf在七十年代初完成了系统程序设计语言BLISS,这是当时真正用于生产DEC PDP机系统软件的系统,C语言则是后来出现的。Wulf主张大学与企业界的紧密合作,并说他赞成和喜欢做“实际”系统,例如三年后可能成为商品的样机系统。从1978年到1985年中国大学内搞实际系统不大时行,Wulf的主张当时给我以鼓舞。我想既然在计算机工业界十分强大的美国,大学教授仍主张搞实际系统,何况中国乎。

我认为在国内,达到以下四个目标之一的项目均属第一流成果。

1.文章发表在权威杂志上,有国内外学者的引用。

2.在原理性样机或系统中,提出了新思想、新技术或新方法,被后来的研究者采纳,并最终影响了工业界。

3.把新技术首次应用于某一领域,并在应用中效果显著,从而得到了一定的推广,随之而来的是该领域的商品热潮。

国外的Visicalc这类成果,首创电子表格,但市场上后来被更先进的产品挤掉。国内翰林中英文打字机是最早的中英文打字机,尽管后来这一市场基本上被四通产品所占领。福州大学与华南师大合作研制的300DPI排版轻印刷系统是国内最早的这类系统,1988年时已推广上百套,尽管这一市场后来被更为先进的系统所占。

4.风靡市场的商品

对于上述第三、四类项目,立项开始研制时一定要考虑选择的方案在3~5年后的市场竞争能力。因为一个稍大一点的项目的研制周期总要三年或更长,必须考虑3~5年后的硬、软件变化情况,否则花大的代价完成后常常痛苦地发现已不能抵抗外国最新产品了。1990年当我们确定方正93 RIP采用自己研制的专用协处理器芯片方案时,就要保证当Intel 80586(现称P5)和80686出现时,这一协处理器方向仍旧在处理PostScript时性能价格比方面具有优势。

上述第一类成果属国家自然科学奖的奖励范围,第三、四类成果属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奖励范围。第二类成果则按情况分属这二种奖的范围。对第一类成果,我觉得不应苛求立竿见影,更不应苛求经济效益。假如我国只有大量第四类成果而缺乏第一类成果,对教学、人才培养和科研后劲都是极端不利的。对第四类成果,不宜在学术上或技术上过分贬低,因为一个风靡市场的产品除经营有方外,一般总是在技术上有其长处,或有“一着鲜”或“几着鲜”,否则是难以与同类商品竞争的。

以上夸夸其谈,说了一些科研选题和目标方面的一些体会,因为我自己做得很不够,说出这些想法仅供大家参考,并与大家共勉。

1993年12月6日

本文刊登于《计算机世界》1994年1月26日、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