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语录

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美,给人带来的愉快是最大的报酬,是一种高级享受。献身科学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么样生活,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

一个好的科学家或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好人,才能带领队伍。什么叫好人?季羡林先生曾说过,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更多就是好人。这一标准我觉得可以再降低一点: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就是好人。

我的座右铭是:“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

中国古代有句话,上士忘名,将名利彻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来;下士窃名,自己不行就窃取人家的。我做不到上士,但是我不会为了立名而去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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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技术与市场

寻求最前沿的需求刺激——谈技术创新的源泉

?美国硅谷集中了一大批中国工程师,人们说,硅谷的公司中没有美国人并不稀奇,而没有中国人的高科技公司则是罕见的。从事电脑研究开发的最佳年龄是20岁到40岁,一大批优秀的中国人把这段黄金年华贡献给了美国企业。除了待遇方面的差别外,确实在美国能接触到最前沿的研究开发课题,容易得到长进。我经常思考下列问题:为什么不少中国人去美国后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如何创造条件使在国内工作的年轻人能进入某个领域研究开发的最前沿。

“需要”和已有技术的“不足”是创造的源泉

计算机领域内的发明创造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做出的,我自己的两次创造高峰是27岁和38岁,都是受到了异乎导常的需求刺激。第一次是1964年,我在从事四年计算机硬件设计、调试和三年高级语言编译系统软件设计的基础上,深感当时国外常规计算机系统设计方面的诸多缺点,使高级语言目标代码的运行效率较低;而一旦使硬件适合软件,就能解决绝大部分瓶颈。为检验新的设计方案,需要调查大量科学计算和数据处理的实际题目,当时找到了一个“窍门”:美国〈ACM通讯〉上,每期都登载用ALGOL 60或Fortran写成的源程序,只要分析这些源程序就能作出判断。六十年代初软、硬件两方面的实践和对ACM通讯上登载的大量题目的统计分析,使我在计算机很不发达的中国环境下提前得到了“需求”刺激,发现了当时美国流行技术的“不足”,并提出了新的构思。第二次是1975年,北京大学开始从事汉字照排系统的研制。当时日本流行的是机械式第二代照排机,欧美流行的是第三代阴极射线管照排机。二代机只能排单纯的文字、速度慢、可靠性差;三代机对感光底片要求高,输出幅面受到限制。第四代激光扫描输出照排机当时尚无商品,但这种方案的高分辨率、超宽幅面和极高的输出品质显示了巨大前景;而中国在高精度扫描传真机方面的研制工作六十年代就已开始,积累了多年经验。采用第四代照排机方案,字形用点阵表示,正文字就需100×100以上点阵,大号字甚至需1000×1000以上点阵,而且不同字号用不同大小点阵。汉字字数多,印刷用汉字所需信息量是惊人的。西文三代机也用数字化存储,依靠瞬时改变光点直径,一种点阵可代表多种字号;而且西文字母少,用黑白段描述法存储量问题并不突出。汉字字形信息量大,迫使我们比西方国家更早使用字形轮廓描述方法,字形可以放大缩小,从而极大地减少总存储量。1975年我们按照国内对正式出版物分辨率的要求,选择了741线英寸(今天的照排机分辨率均在1000线英寸以上),当初这一不太高的分辨率却引发了一项创造。由于汉字笔划多,例如宋体“量”字,有九个横道,在变倍、尤其是变小时,需保持横宽的一致或匀称。在较低的分辨率(741线英寸)时,汉字笔划多的特点,迫使我们对横宽、竖宽以及其它敏感部位采取参数描述方法,以保证变倍后的字形质量,这种方法即今天在西方大为流行的字形描述“提示信息”的一种形式。八十年代中期西文不同字体种类已达1000多套,尽管字母数少,但上千套西文字形的总存储量也是很可观的,从而促使西方同行也用轮廓、而且是三次曲线轮廓描述西文字形;八十年代中期300线英寸的激光打印机开始流行,尽管西文字母笔划少,但在如此低分辨率情况下,必须用附加的提示信息描述字形敏感部分,才能保证文字变倍后的质量。汉字字数多、笔划密的特点使我们比美国人早八年获得了十分宝贵的需求刺激,因而比西方更早选择了后来广为流行的技术途径。

不断用新技术引导市场进入前沿

字形的轮廓和参数描述方法以及宽幅面激光扫描方案使我们有可能实现整页输出,这样整页组版就成了重要问题。1988年底肖建国(现任方正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技术总管)负责研制的大屏幕报纸组版系统投入实际生产,在屏幕上显示逼真清样,并能直接修改,很快得到了推广。1989~1993年是我国报业和书刊出版业淘汰铅字的高潮。1990年6月采用北大方正系统的〈新晚报〉成为香港地区第一个全部版面均由电脑编排的报纸,从而证明了整页组版也适合于版数很多、时效要求很高的海外(繁体字)中文报。在1997年初召开的亚洲报业展览和研讨会上,欧美同行羡慕中国没有第三代照排机和落后的贴毛条照排系统的包袱,而美国、日本还有不少报社、甚至著名报社仍旧用贴毛条的落后方式出报。

用开放式彩色桌面出版系统取代电子分色机是九十年代初国外开始出现的趋势,如何把这一新技术与最能显示其威力的一批用户相结合是1991年我们思考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加紧在校色和挂网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另一方面选择有迫切需要、而自己又没有电分机的澳门日报和香港大公报作为首批用户,这样很快于1992年初取得重大成果:上述两家报社用新方法天天出4~12页彩色版,质量不亚于电分机,而效率和灵活性显著提高,这在世界中文报业中属首次。九十年代初国内的报纸很少出彩色版,最多也就半个月出一次;而香港绝大多数报纸天天出不少彩色版,对质量要求很高,甚至超过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彩报的水平。港台的多数报业集团也出版彩色杂志和高档画刊,例如〈明报周刊〉是八开高档彩色画刊,每期近200页。北大方正用新技术引导这一市场,反过来市场又极大地刺激技术进一步发展。香港彩色出版业比内地发达,所以更早感受到国际标准页面描述语言PostScript的重要性和系统开放性带来的好处。香港一个大型报社每天要输出200多页报纸版面,几十页彩色版,一周要输出300多页彩色杂志和画刊。这样的吞吐量要求PostScriptPostScript解释器具有很高的速度。1993年10月,当时27岁的阳振坤博士(现任方正技术研究院副院长)主持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个PostScript 2解释器,不到十分钟就能输出一张大报的青品黄黑四张底片,速度居世界前列,首先在香港几家报业集团使用;1994年又实现了基于PostScript的远程传版;1997年7月阳振坤负责研制的新一代PostScript解释器(基于MS Windows NT)投放市场,速度提高了3~10倍,性能明显优于国外某些名牌产品,继续处于国际最先进的行列中。

香港彩色报纸和杂志、画刊的版面复杂,正是这种需求促进了方正组版软件的发展。集成排版研究室主任卢金鑫(31岁)主持完成的维思3.0是功能最强的彩色中文报纸组版系统,海外70%的华文报均用此软件出报,它的成熟和居领先水平也依赖于海外一批用户的推动。

中国大陆的报业没有经历过第二代、第三代照排机的历程,从铅排一下子跳到整页输出的激光照排;没有经历贴毛条而直接跳到屏幕整页组版和直接修改逼真清样;没有广泛采用传真机远传报纸版面而直接使用基于页面描述语言的远程传版;没有广泛采用电分机出彩报而直接过渡到先进的文图合一编排彩报。1994年中国报业又开始了全部流程的电脑管理,今年将有60多家报社开始“告别纸和笔”。这样,中国报业的技术水平已跃居世界先进先列,明显领先于日本。把市场推到国际前沿的水平,就能最早获得宝贵的需求刺激,才有可能取得技术领先的地位。占领大片市场甚至取得垄断地位,才有可能拿出巨额资金不断作出技术创新和从事下一代产品的研制。

德国〈明镜〉周刊今年1月6日以〈这里创造未来〉为题,说“麻省理工学院是美国最富创造力的发明家大学,学院的师生走在现代科学的最前沿,他们在这里创造美国公司赖以占领全球未来市场的科学知识”。“和邻近的哈佛大学不同,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和工业生产之间没有隔阂。几乎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能像它那样把科研和市场营销、学术上的远大抱负和追求利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激励麻省理工学院师生不断向前的是由学术抱负、先锋精神和企业家欲望混合而成的校风”。北大方正的实践表明,“学术上的远大抱负”与“占领市场”这两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是高度一致和相互促进的。

把开拓日本市场作为方正国际化的关键步骤

国际化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与国外合资引进技术,占领国内市场,也就是以市场换技术;第二种方式是引进技术,依靠良好的管理、高品质和低成本生产,然后出口海外;第三种方式是依靠自己的创新技术,把性能优异的中国品牌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一个国家在发展初期往往不得不采用第一种方式,以缩短产品和管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人们常称之为“引‘狼’入室,与‘狼’共舞”。日本富士通是1935年与西门子合资建起来的,松下在五十年代曾与飞利浦合资,韩国三星1969年建设初期是与三洋合资的,韩国大宇1967年建立时是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合资的。日本和韩国这些名牌公司当年还很弱小,在采取第一种方式合资后逐步转入第二种、甚至第三种方式,因为他们建立起自己的技术创新体制,慢慢不再依赖外国技术,结果造成“引‘狼’入室,与‘狼’共舞,把‘狼’赶走”的局面。而我国有些企业在合资过程中被外方控股,丢掉了自己的品牌,丧失了进一步技术开发的权力,市场并未换来技术,反而造成“引‘狼’入室,与‘狼’共舞,被‘狼’吃掉”的结局。当然我并不赞成都把“狼”赶走,因为国际合作中应该双方得利、共同发展;但是被‘狼’吃掉总是可悲的,不利于民族产业的发展。

北大方正选择了依靠自主创新技术走向国际的道路。国产照排系统1985年进入市场,1990年取得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1990年开始我们进入港澳台中文出版业市场,于1995年取得海外华文报业(包括东南亚和北美)70%的市场占有率。我们从来不把中文出版系统进入海外市场看作走向国际的标志,只有非中文领域的产品大量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才算真正的国际化。我们选择日本市场是经过充分考虑的。日本的彩色印刷业十分发达,不亚于美国,领先于中国5~10年,市场的规模也比中国大十倍,而印刷出版系统的软件并不先进。发达的日本市场带来很多国内碰不到的需求,将刺激北大方正一批优秀年轻人的创造才能,使他们产生去发达国家领导技术新潮流的使命感,这是高额奖金所买不到的。

方正日文出版系统开始进入日本市场,1997年5月23日在人民大会堂,方正与日本一家杂志社举行的签约仪式上,中国记者问日方:“你们出版日文杂志,为什么不用日本开发的排版软件,而要选择方正系统?”日方技术人员回答说,方正系统把文字、图形和图像处理功能集成在一起,使用比较方便和效率高。方正系统之所以能够进入日本市场是依靠了创新技术。文字处理研究室主任汤帜副教授(32岁)和副主任李平立博士(28岁)主持研制成采用面向对象技术的飞腾排版软件,创造性地提出并实现了软插件体系,使系统容易扩展和升级。正是这一特点使日本市场所需要的各种功能能够用软插件这一扩展技术方便地实现,做到了“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北大方正将以亚洲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市场作为主要目标,在杂志业、广告出版业、报业、特种出版业以及多媒体等领域,我们将在研究开发和市场开拓方面作出不懈的努力。我们要千方百计地让优秀的年轻人“出采”,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放在最前沿的需求刺激的风口浪尖上,并营造一个团结奋斗的和谐环境。只要具备了若干条件,中国人是能够在国际高科技产业中争得应有地位的。

1997年7月2日

本文刊登于《王选谈信息产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