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语录

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美,给人带来的愉快是最大的报酬,是一种高级享受。献身科学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么样生活,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

一个好的科学家或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好人,才能带领队伍。什么叫好人?季羡林先生曾说过,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更多就是好人。这一标准我觉得可以再降低一点: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就是好人。

我的座右铭是:“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

中国古代有句话,上士忘名,将名利彻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来;下士窃名,自己不行就窃取人家的。我做不到上士,但是我不会为了立名而去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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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技术与市场
“对内下围棋、对外打桥牌”是市场竞争之道

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用“下围棋”形容日本人的做事方式,用“打桥牌”形容美国人的风格,用“打麻将”形容中国人的作风。“下围棋”方式是从全局出发,为了整体的利益 和最终胜利可以牺牲局部的某些棋子。日本的公司或个人在对外时常常表现出团结一致的劲 头,日本人去海外旅游也要找日本人开的旅馆去住,尽管有时更贵或交通不便。“打桥牌” 风格则是与对方紧密合作,针对另外两家组成的联盟激烈竞争。本来是竞争对手的IBM和苹果电脑两巨头联手,组成Taligent公司,并与Motorola紧密合作,开发Power PC 芯片和新一代的面向对象的操作系统,以对抗Intel对 PC 芯片的垄断和Microsoft对PC机操作系统的垄断,就是典型的例子。“打麻将”则是孤军作战,“看住上家,防住下家,盯住对家,自己和不了,也不让别人和”。这种作风显然是不好的,尤其是“自己出不了成绩,也不让别人出成绩”,更是严重影响发展。当然这类中国人是极少的,但既然有“打麻将”这类比喻,和“一个中国人很厉害,二个中国人在一起就不可怕,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更好对付”这类说法,总该值得我们反省吧!

团结一致下围棋的民族精神,近年来在韩国表现得最为突出,这也是韩国经济和科技腾飞的重要原因。韩国人有强烈的保护、爱护本国产品的意识,在韩国坐外国车是受人轻视的,会受到税务官员更细心的调查和交通警察的注意。这样社会上就形成了一种“以用本国车为荣”的风气,因而韩国街道上很少见到外国汽车,进口车只占0.5%。在韩国一家钢铁企业所办的大学校园内竖起了六座人头像:其中四位为牛顿、爱因斯坦、麦克斯韦和爱迪生,注上生卒年号;另两个只有底座,没有人头,上写韩国科学家?(年代?~?)。这种鼓励韩国年轻一代成为世界一流科学家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韩国三星电子在半导体动态存储器芯片的销量和研究开发水平方面均居世界领先水平,其半导体部就集中了100多个博士,而我国很难找到一个企业能集中如此多的人才。韩国人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是民族发展的一大动力。反观我国的情况,不少人以用外国货为荣,外国公司用回扣和出国考察等诱饵,有时就能使他们的产品以高价在中国市场上长驱直入。我国一个部门经过多年艰苦奋斗,作出创新的成果,转化成有竞争能力的高科技商品,正在占领国内市场并逐渐打入国际市场时;另一个部门自己研制的产品不行,但出于本部门的利益,可以与外商合资,引进外商的设备并大力在中国推销,专门打击我国自己的高科技产业。这种“外羊内虎”的现象实在令人痛心,也严重障碍了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象韩国三星、现代、大宇这类有自主技术的、国际化的大型高新技术企业我国至今还未出现。

其实我国科技发展过程中,也有很好的团结奋斗“下围棋”的例子,其中最突出的是,六十年代初七位一流科学家合作攻克原子弹、氢弹理论关的例子。由于苏联专家撤走,研制原子弹首先得攻克理论难关,这一关键任务就落在二机部的九院理论部。当时年龄在31岁到37岁的七位科学家,即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于敏、何作庥、黄祖洽、周毓麟,在两弹元勋邓稼先的领导下对这一任务作出了出色的贡献。这七位科学家中的六位于1980年当选为科学院学部委员、另一位则于1991年当选。杨振宁先生从邓稼先处确切地了解到,并无外国人参与我国两弹的研制,这一项目完全由中国人自力更生完成时,感情上受到了极大的震荡,禁不住热泪盈眶。奥本海默是美国四十年代原子弹工程的领导人,是一位才华横溢而又锋芒毕露的科学家。杨振宁与奥本海默是同事,与邓稼先则是同学,都很熟识。他在悼念邓稼先的文章中说,“奥本海默和邓稼先分别是美、中两国的功臣,可是他们的性格和为人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他们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极端。”杨振宁还说了下面一句耐人寻味的话,“邓稼先如果是美国人,不可能成功地领导美国原子弹工程;奥本海默如果是中国人,也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中国原子弹工程”。我从未见过邓稼先同志,但廿年来两弹一星的光辉榜样始终鼓舞我从事激光照排系统的研制和产业化。邓稼先不仅是一位充满献身精神的优秀科学家,而且能团结一批一流科学家共同工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七位(也许还有别人)科学家中的某些人的才华比邓稼先更出众,而邓稼先能让他们充分施展才能,这也是邓稼先最可贵和最值得学习之处。

年轻一代的科技人员应学习七位科学家当年不为名利、团结奋斗的精神,因为现在有些能力强的年轻人在一起就容易“窝里斗”。我很欣赏欧美科学界流行的一句话“一心想得诺贝尔奖的人得不到诺贝尔奖”。因为使劲追求名利要拉各种关系,也是很花时间和精力的,而急功近利的思想就不可能专心致志、如痴如醉、锲而不舍地攻克科学技术上的难关。上述七位科学家六十年代时不会想过以后要当什么院士,但由于他们的出色贡献,人们自然会给予崇高的荣誉。年轻的将才和帅才更应学习邓稼先,因为你们领导的人员中难免会有在某些方面比你们更强的人。古人总结过帅才(或将才)三忌中,有一忌就是“不把下属的荣誉看作自己的荣誉”。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科技战线如何学习两弹一星,是我经常考虑的问题。我觉得需要做到下面几点:

1、制定具有挑战性的目标,达到这一目标就能取得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或者具有科学上的重大价值。当初两弹一星的目标十分明确,憋一口气为民族争光显然是当时的主要动力。

2、一大批优秀人才的团结奋斗才能达到宏伟目标,研制人员才会有荣誉和成就感,而“宁为鸡首、不做牛后”和“窝里斗”只能小打小闹,成不了大事。

3、创造良好的环境,使优秀的年轻人才能够施展才华。

4、取得重大成果后,使参加的人员,尤其是主要人员得到荣誉和物质方面应有的回报。

北大方正近年来力图做到上面四点。前不久刚刚鉴定的七项重大成果均已进入市场,标志着方正出版系统不仅在中文排版领域内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而且在彩色图象处理和彩色出版方面已经进入世界先进行列。这七项成果均由年轻人主持完成,合起来组成一个拳头,使方正彩色出版系统在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这就是“下围棋”的风格;有些项目是与外单位合作完成的,而系统的开放性使方正出版系统可以很方便地使用其它单位和厂商开发的软件和设备,这又体现了“打桥牌”的做法。七项成果中的一项“方正栅格图象处理器”,则在国际上率先研制成能够加速调频挂网的专用芯片,使彩色照片的这种新颖挂网处理的速度提高20~50倍。这一项目的成功就是一批优秀的年轻人通力合作的结果。主持这一项目的阳振坤博士,现年29岁,由于发明了三次曲线轮廓转换成点阵的新算法和国际标准页面描述语言解释器的研制工作,于1993年破格提为副教授,即将从两室一厅的住房迁入三室一厅的新居。调频挂网是一种应用随机过程数学原理,作彩色照片印刷的新颖方法,可以作高保真度的七色印刷,将使未来的彩色出版物比现在人们所看到的更加活龙活现,多姿多彩。负责这一方向的肖建国教授,现年38岁,由于他在彩色出版系统方面的重要贡献,于1993年破格提为教授,从获得硕士学位到提升为正教授只经历了四年时间。负责研制照片挂网超大规模集成专用芯片的刘志红,现年27岁,由于他在芯片设计方面的贡献,于1993年破格提为讲师,他和主要合作者陈峰(26岁)尽管都未结婚,但均已得到两室一厅的住房。负责栅格图象处理器硬件研制的汪岳林,现年32岁,于去年破格提为高工,并得到了三室一厅的住房。与这一项目有关的技术骨干贾文华(26岁)、杨斌(25岁)等,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立刻就得到两室一厅的住房。对于优秀的年轻学者,需要安居才能乐业。我们不把住房看作一种单纯的福利待遇,而是按照贡献大小分配。上面提到的这几位年轻人都是全力投入研究工作并作出了好的贡献后才得到应有的回报的。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一流的年轻人才有了安居的条件和较好的待遇后就会全力投入事业,而不会无限制地追求更高的报酬,因为他(她)们更看重的是成就。我们应该使他们有“创造历史”的机会。北大方正的很多成果是可以载入中国计算机和印刷出版技术的发展史中的,当年轻人看到自己的成果被国内一万多家用户使用,而且被香港、澳门、马来西亚和美国的大多数中文报业以及台湾的一些重要报社采用时,产生了极大的激励力量,会有“人生能有几回搏”的感受,这种感受与当年七位年轻科学家搞两弹时的感觉是相似的,这是高额奖金买不来的。

下好围棋和打好桥牌的关键是要扶植年轻的将才。什么是将才?孙子兵法曰“将者,智、仁、敬、信、勇、严也”。周光召院长对此作了如下精采的发挥:“智以择向,仁以服众,敬 以招贤,言以必信,勇以夺魁,严以律己”。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和企业家若想成为将才或帅 才,最好以上述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1995年4月24日

本文摘要刊登于《人民日报》,1995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