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语录

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美,给人带来的愉快是最大的报酬,是一种高级享受。献身科学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么样生活,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

一个好的科学家或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好人,才能带领队伍。什么叫好人?季羡林先生曾说过,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更多就是好人。这一标准我觉得可以再降低一点: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就是好人。

我的座右铭是:“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

中国古代有句话,上士忘名,将名利彻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来;下士窃名,自己不行就窃取人家的。我做不到上士,但是我不会为了立名而去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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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科技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要警惕“成功是失败之母”

——从事计算机研究的体会之七

从小时候起,我们就受到“失败是成功之母”的教育。典型的例子是孙中山领导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的革命,六次武装起义失败而不气馁,最后夺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科技发展方面的榜样则是爱迪生,为了寻找合适的灯丝,试验并失败了1000多次,锲而不舍终于发明了钨丝灯泡。在探索科学原理和从事重大技术突破过程中终是充满风险的,“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一至理名言可以激励我们百折不回、排除万难去争取最后的胜利。但是对于一个高新技术企业而言,一两个重大决策错误就会导致企业的严重滑坡甚至破产;加上技术发展太快,机遇一旦失去就很难弥补。

八十年代末,北京有一家著名的高新技术企业,把多年积累的利润用于开发小巨型机。这一方向并没有错,但采用的总体设计方案却是过时的,尽管在局部可能有所创新,但总的技术路线是错误的。结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完成的机器很难有市场。按照中国的惯例,这一项目有隆重的鉴定会,得到了“国内首创、填补空白、国际水平”之类的评语,当然还有电视台的突出报道和报章杂志的宣传(现在科技界都知道,假如完全相信众多的鉴定会评语和宣传报道的话,中国早就是一个科技超级大国了)。这一项目假如是国家拨款的攻关项目,则也许还能申报奖励,主要研制人员还可以因此而提职称,甚至得到某些荣誉。但倒霉的是这一项目是企业投的钱,不能进入市场,钱就收不回来,企业外面名声很大,但已经亏损和面临危机。再加上其它的严重问题,这一曾经辉煌的企业就此一蹶不振。

对于靠吃皇粮的单位,投资和决策错误往往可以用“付学费”之类的借口轻易搪塞过去,好象谁都没有责任。但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尤其是实力还不够雄厚的企业而言,一次重大失败往往就没有财力东山再起,失败有时很难成为本企业的成功之母,最多只能供其他单位借鉴吸取教训而已。对于正处于兴旺时期的高新技术企业,则要警惕“成功是失败之母”,因为今天的巨大成功中常常隐藏着潜在危机,也即未来的“失败之母”。

成功后得意忘形,独断专行

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福特一世是“成功是失败之母”的一个例子。他16岁闯天下,依靠杰出的管理专家和机械专家,使福特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但老福特面对成功后的荣誉忘乎所以,以为一切都是自己的功劳,逐渐听不进别人意见,一批英才纷纷离去,使公司每况愈下,濒临破产。1945年福特二世上任,接过老福特的烂摊子,礼贤下士,励精图治,聘请了一批管理精英,重整旗鼓,起死回生,达到了新的高峰。但小福特又重蹈覆辙,独断专行,把自己看作公司内至高无上的皇帝,搞得公司内人人自危。八十年代初福特二世不得不交出大权,并被公司除名。

苹果公司两位创始人之一的史蒂夫?乔布斯也有类似之处。他并不是一位真正的技术专家,但以敏锐的眼光预见了个人电脑的巨大市场,依靠几个技术天才和投资商的支持,加上自己不遗余力地推动,取得了成功。1982年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成为美国最年轻的亿万富翁,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曾称乔布斯是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这位“硅谷狂夫”跟各方面的关系都未处好,据说他把真正的设计者藏在“背后”,好处与荣耀都归在自己名下。加上其他一系列的过错,最后董事会忍无可忍,1985年不得不把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创始人乔 布斯赶出了苹果公司。当年31岁的乔布斯卖掉了苹果公司的股票创建了NeXT公司,从事新型计算机、尤其是面向对象操作系统的开发和销售,为此请了一批优秀的专家加盟NeXT。但机遇不会永远偏爱他,两年前NeXT宣布放弃硬件开发和生产,其操作系统现在也完全无法与MS Windows抗衡,乔布斯再度辉煌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满足于过去的成功经验,在新的转折关头迷失了方向

在技术和市场发展的转折关头,往往有一批企业跟不上形势而严重滑坡。八十年代初个人电脑的新时代开始到来,计算机产业由垂直型模式逐步向水平型模式过渡,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过渡。在老的垂直封闭型模式中,一家大企业从芯片、电路板、整机到系统软件等都自己研制和生产,当时的IBM、DEC、王安等都如此,赚取了高额利润,使潜在的竞争者望而却步。六十年代王安实验室以电子计算器而发家,七十年代王安审时度势,毅然放弃电子计算器领域,开发了专用的文字处理机,风靡全世界。进入八十年代,面对开放的个人电脑时代,王安仍坚持老路,拒绝生产与IBM兼容的电脑,力图推广与别人都不兼容的主机、操作系统和王安网络,失去了市场机会而终于破产。王安这些错误并非偶然,王安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认为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从儒家文化中吸收了一些优秀的传统,例如行为节制、处事耐心、全面权衡和决策简要等。他宽待下属,并要求下属以“忠诚”回报。这些做法在创业时确曾起过增加凝聚力的好作用。八十年代的王安已经六十多岁了,面对迅猛发展的电脑技术已经很难把握技术与市场的发展方向;而儒家文化中的封建意识和违背现代企业科学管理的不良因素此时起了消极作用。王安培植家族势力,相信“虎父无犬子”,不顾董事会的反对,执意让其能力并不强的长子任公司总裁,引起股东们联名控告,最后被迫撤换总裁,但已大伤元气。

在出版系统的发展转折关头,也有一些企业败下阵来。1985年前的电脑排版系统全是专用的封闭系统,七十年代西方报业大量流行的是ATEX系统,而在亚洲,则是日本系统的天下,八十年代中期写研照排系统垄断了日本大部分市场,而日本森泽系统则在港、澳、台和东南亚华文地区大量流行。1982年后日本写研公司力图进入中国市场,当时中国印刷界谈起中文电脑排版也是“言必称写研”。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桌面出版系统开始流行,这种系统采用个人电脑和国际标准页面描述语言PostScript,在黑白照排领域逐步取代封闭的专业排版系统;九十年代以后彩色桌面出版系统又以开放、灵活、功能强、使用方便和便于升级等优点,使传统的电子分色机无法抗衡。美国ATEX和日本的一些厂商没有跟上这一新形势,在市场上败下阵来。1991年北京大学开创的中文照排技术已在国内大量推广,占报业排版系统的99%和书刊照排(黑白)的90%,当时这一系统采用的是我们自己的页面描述语言,与国外并不兼容,因而并非开放系统。尽管已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但我们决定紧跟开放的大潮流,支持当时刚刚宣布的页面描述语言Postscript Level 2。1993年后开放的方正系统成为国内研制的第一个Postscript照排系统,不仅扩大了国内市场占有率,而且开拓了一大片海外华文市场,方正系统在香港、台湾和马来西亚等地取代了日本写研和森泽的设备。假如1991年时我们满足于已有的成功,丧失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洞察力,今天就完全是另一个局面了。

从科研项目的总体构思到成为有竞争能力的商品,进而占领市场的过程是十分艰苦的,是“九死一生”的。中国如此,国外也大体类似,美国90%的高新技术公司维持不了五年以上就不得不关门。即使在市场上站住了脚,要维持长期兴旺也是很难的,这里将面临第二个“九死一生”。分析国外几十年保持兴旺而没有垮台的企业,可以发现下述共同点:①不断创新而不墨守成规;②不满足已有成就,时刻充满危机感;③和谐、团结的气氛;④科学决策而不是独断专行;⑤培养一代代充满活力和新思想的年轻骨干,尤其是将才和帅才。

永远保存危机感是极为重要的,Intel总裁葛洛夫是犹太人,来自匈牙利,他的忧患意识特别重,他有句名言常常挂在嘴边:“唯具有忧患意识,才能永远长存”。既然占全球80%CPU芯片市场的Intel还充满危机感,中国的企业难道还能高枕无忧吗?

1996年9月10日

本文刊登于《计算机世界》,1996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