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语录

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美,给人带来的愉快是最大的报酬,是一种高级享受。献身科学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么样生活,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

一个好的科学家或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好人,才能带领队伍。什么叫好人?季羡林先生曾说过,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更多就是好人。这一标准我觉得可以再降低一点: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就是好人。

我的座右铭是:“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

中国古代有句话,上士忘名,将名利彻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来;下士窃名,自己不行就窃取人家的。我做不到上士,但是我不会为了立名而去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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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育与人才

给年轻人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提倡团队精神

——从事计算机研究的体会之三

经济的竞争在于科技竞争,而科技竞争在于人才竞争,如何培养造就和吸引一批优秀的年轻学术带头人和技术骨干成为发展我国科技事业的关键。计算机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本文就培养和造就年轻学术带头人和技术骨干的问题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对这一重要问题更多的关注和讨论。

如何作出成绩的一些体会

迄今为止,图灵奖获得者共30位,Hopper奖获得者共20多位,Eckert-Mauchly 奖获得者共20多位,ACM 软件系统奖获得者共10多位。其中M.V. Wilkes 和John Cocke 既获得Eckert-Mauchly 奖,又获得最崇高的图灵奖;D.E. Knuth 获图灵、Hopper和 ACM 软件系统三项奖;K.Thompson和 D.M. Ritchie 由于UNIX和C而获图灵和ACM 软件系统两项奖。上面四项大奖的评审都是较严格的,强调所作的贡献对计算机事业要有“长远的影响”,因此七十多位获奖人都是有卓越成就的世界一流的计算机科学家。从他们如何取得成就中,似乎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值得我们探讨和学习。第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所作出的第一个杰出成就往往都在二十多岁和三十多岁,很少有超过四十岁的。尽管获奖时有的已年过花甲,例如1987年获图灵奖的IBM的John Cocke;但Cocke在RISC方面的杰出贡献却是在六十年代完成的,只是当时没有受到注意而已,而他在大型机Stretch的体系设计和编译程序方面的贡献则是在五十年代三十多岁时完成的。青年计算机工作者应在自己年轻的时候打下各方面扎实的基础,然后寻找突破点和超越前人的方法。我觉得下面几点也许是重要的。

1.扎实的数学基础。

2.喜欢亲自动手,并有较多的第一线实践经验。

3.重视跨领域的研究。

我在“数学基础和跨领域研究是取得创新成果的重要因素”一文中谈到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软硬件结合曾带来体系结构上的突破,当时最早精通这两个领域,并从事软硬件结合研究的人取得了卓越成就,微程序和虚拟存储器就是这样产生的。近十年来大为走红、成为CPU芯片主流的RISC技术,最早是IBM的John Cocke提出的,Cocke大学本科学的是机械工程,后于1956年得到数学博士学位。他于1956年进入IBM,是当时的大型机 Stretch 的技术负责人,对编译系统,尤其是优化算法的大量研究和实践,以及对大型系统体系结构上如何挖掘元器件潜力方面的深入研究是他提出RISC概念的重要基础,显然数学底功又起了好作用。

八十年代的很多突破来自人机界面的研究,每一时代的突破点以及所需要跨越的领域都是不同的,年轻一代需力求寻找当代的技术突破点。进入九十年代后,计算机与视觉、听觉、活动影象处理、知识处理、自然语言处理和通信的紧密结合,将带来很多新的机会,计算机产业也将与消费类电子产品相联系,使产业上升到一个全新的规模。在新的形势下应该如何跨领域、如何抓住机遇是很值得研究的,科学院计算所的青年教授陈肇雄在英汉机器翻译方面取得的领先地位的成果是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

4.正确的选题和选择正确的技术途径是至关重要的。

作为一个学术带头人或课题负责人不仅要把握选题的正确性,还要把握技术途径的先进性,后者常常是最费精力和脑筋的。1990年我们在作出“跳过RISC硬件RIP方案,研制高度并行的协处理器芯片”决策时,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对已有的和可能的方案反复作了比较,判断各种方案的优缺点,特别是他们的发展前景。创造性的研究需要全身心的投入,需要整天捉摸,才能触机生灵,冒出思想火花,取得突破;而一旦选定正确的方向后,就要快马加鞭、全力以赴和不失时机地变成商品。根据上述决策研制的方正93系统只花了两年多时间就从“构思”变成大量销售的商品。

在选题和确定技术途径时要注意中国国情:要仔细研究哪些事情应该做而且可能做,哪些事在中国是不应该做或不能做的。这方面我曾经有过教训。六十年代中后期在软、硬件两方面实践的基础上,我曾构思了一种新的计算机,根据对300多个ALGOL和FORTRAN源程序的粗略估计,这一新设计与当时流行的IBM360,IBM370相比,目的程序的长度约为1:2,性能有不少改善。这些优点使我陷入“自我欣赏”而继续研究,直到1974年。当时在中国从事这一方向的研究是错误的,因为我国当时和现在都没有实力使一种与国外完全不兼容的计算机能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这种所谓创新的计算机不能运行国外已积累的系统软件和很大一部分应用软件,因而那一点点“创新”所带来的好处远远抵不上“不兼容”所带来的严重后果。1977年有人好心地要组织人马实现我的所谓“创造”,当时我已经觉悟了,知道真要这样做,将是劳民伤财而毫无结果。欣赏和坚持局部的创新,而忽略了整体上违背主流的大方向,有时会产生灾难性后果,王安公司的申请破产与技术决策错误不无关系。一个公司有时只要有一、二个重大技术决策错误就会破产,这点必须十分谨慎。我国的科技人员过去习惯于拿国家的钱从事攻关,不管有无效益,有个鉴定会便可交帐,因此对决策正确与否的严重性重视不够,这一问题今天依然存在。当然有些高科技研究项目不可能马上产生效益,也不应该以是否有效益作为衡量成果的唯一标志,但应该讲究成果的独创性和新颖性,讲究成果是否被别人引用或是否有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作了有价值的工作。

5.不短视,不求虚名,把为国民经济和科学事业作出实际贡献当作奋斗目标。

北京大学从事激光照排的科研集体有“求实”的传统。1989年前尽管由北大负责,与协作单位共同完成的华光系统被评为1985年中国十大科技成就之一,1986年又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金牌,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但我们始终有很强的“负债”心理,觉得系统推广得很不够,国家投资尚未收回,因而并不觉得有什么贡献,这种负债心理促使我们不断前进。后来尽管在国内推广了,取得了显著经济效益,但又感到海外市场销售还很差,其它文种的系统开发也很差,只有不断提出新的目标、永不满足才能使人进步。

今天北大方正似乎很红火,被人称为“既有名,又有利”,致力于“开创性研究和商品化”的顶天立地模式也得到肯定,但1978年-1984年这段期间内,风向并不是这样的。搞理论、写文章很时兴,因为提职主要靠论文,致力于商品化则很不容易被接受。由于我们以“对社会的实际贡献”为目标,所以坚信自己的道路,顶风度过了这段困难时期。

6.善于团结人。

计算机领域内出色的工作大多是集体的产物,不能团结合作,听不进不同意见的人不易做出大成绩;能接受别人正确意见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

7.有拼搏精神。

一旦发现某个方向对社会的重要价值时应有“人生能有几回搏”的精神。献身科学的人就没有权利再过普通人的生活,必然会失掉一些“常人能享受的乐趣”,但也会得到不少“常人所不能得到的乐趣”。

“围棋”、“桥牌”和“麻将”三种作风

美国华人中流传一种比喻:用“下围棋”形容日本人的做事方式,用“打桥牌”形容美国人的风格,用“打麻将”形容某些中国人的作风。“下围棋”方式是从全局出发,为了整体的利益和最终胜利可以牺牲局部的某些棋子。日本的公司或个人在对外时常常表现出团结一致的劲头,日本人去海外旅游也要找日本人开的旅馆去住,尽管有时更贵或交通不便。“打桥牌”风格则是与对方紧密合作,针对另外两家组成的联盟激烈竞争。本来是竞争对手的IBM和苹果电脑两巨头联手,组成Taligent公司,并与Motorola紧密合作,开发Power PC 芯片和新一代的面向对象的操作系统,以对抗Intel对 PC 芯片的垄断和Microsoft对PC机操作系统的垄断,就是典型的例子。“打麻将”则是孤军作战,“看住上家,防住下家,自己和不了,也不让别人和”。这种作风显然是不好的,尤其是“自己出不了成绩,也不让别人出成绩”,更是严重影响发展。当然这类中国人是极少的,但既然有“打麻将”这类比喻,和“一个中国人很厉害,二个中国人在一起就不可怕,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更好对付”这类说法,总该值得我们反省吧!

绝大多数好的软件都是集体的成果,做出创造性贡献的最主要的研制者常常也不是一人,例如Thompson 和Ritchie两人因UNIX和C共得图灵奖,而 UNIX进一步发展变成产业还有一批杰出人员介入,UNIX Berkeley 版本中增加了一系列先进功能,其负责人 William N. Joy 获1986年Hopper 奖。PARC在图形用户界面开创性工作中作出重要贡献、获得两项ACM软件系统奖的就有六人之多,每个人都有重要的贡献;这还不包括商品化系统Star研制中的一批高手,也不包括开始时在PARC参与意见的 David Liddle(后成为IBM副总裁,再后来又与 Microsoft 的两位创始人之一Pall Allen另立公司,从事开创性工作)和Larry Tesler (后去苹果电脑,负责Macintosh的前身Lisa的开发)。我们应学习美国的无拘无束、自由的研究气氛和开创精神,也应学习日本的团队精神,在“复关”的时刻,这两种精神特别重要。北大方正依靠的就是开创精神和团队精神,尽管我们还做得很不够。

方正每一代新产品都是几个研究室、很多课题组齐心协力的结果。以最新的方正出版系统为例,包括一个10多万行C代码的PostScript Level 2解释器(Level 2比Level 1复杂得多);为了加快PostScript速度,有专用的协处理器芯片支持,这一芯片的复杂程度为方正91的10倍;PostScript 2彩色处理是关键之一,由专门小组研究挂网算法和提高挂网速度;方正PostScript 2要驱动十多种不同精度的输出设备,其接口研制是费时的;曲线字模的制作软件和30多套曲线字模的制作也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充分利用PostScript 2的表达能力和强大功能,前端各种排版软件、电子表格处理软件和彩色拼版系统需要重新设计和修改,这显然是工作量更大的艰巨任务;这样一个崭新的大系统的 Alpha测试和Beta测试任务也是繁重的。没有一批有才华的年轻人,没有互相协作的团队精神,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在市场上具有全面优势的新一代产品。在这种团队精神下,一个课题组依靠别的课题组的支持和配合使自己的成果大放光彩、身价百倍;同时也反过来支持别的课题组,使别人的成果很快冒尖。在今天的科技发展中,一个人单枪匹马很难有大作为,在团队中往往更能够充分体现个人的价值,因而宽容、善于合作的科学家取得大成就的机会就更大。

给优秀的年轻人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1992年4月24日江泽民同志召集部分学部委员座谈时,我提出了吸引优秀年轻人才的四要素。

(1)让年轻的优秀人才有一定的自主权,使他们有主人翁感、成就感和荣誉感。中老年知识分子应为他们的脱颖而出创造一切条件。

(2)“学者有其房”。对于洋博士和土博士以及同等水平的年轻人才,应保证起码一居室一套住房。

(3)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适当的生活条件。

(4)简化出国审批手续,真正做到来去自由。

北大方正采取一系列措施实现上述各点。现在绝大部分研究开发课题的组长由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担任,不少研究室主任也是年轻人。只有安居才能乐业,我们每年投资盖一批住房,对于努力工作的年轻人,尽量提供二居室一套住房。在研究开发方面,每年要拨数百万元自筹经费作为新项目的投资,今后投资强度还应更大。我们利用北大与欧美各国校际交流的制度,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在北大方正建设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所提供的对外交流渠道,以及其它可能利用的渠道,经常选派优秀人员出国访问进修和出席各种国际会议和展览,使年轻人及时接触国外研究工作的前沿。

事业心强的优秀年轻人才在有了很好的住房和工作、生活条件后,便不大会无限制地追求物质待遇,而会投身于他们看得更重的事业上去,很多事例证明了这点,这也说明“金钱不是万能的”;但一个月300多元的收入,没有安身的住房,则很难使年轻人去“献身”,因为一大堆后顾之忧分散了精力,这也说明“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一位国家领导人说过,“中国知识分子是价廉物美的”。我一方面感到自豪,这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爱国献身精神的高度评价;另一方面也担心:长期“价廉”,可能会不再“物美”,尤其对年轻一代。假如价值得不到体现,人才就会外流。北大方正和联想、四通的例子表明,人才能创造巨大的财富,我们应该用高新技术产业的收入来改善年轻人才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要做到“爱才如命”、“人尽其才”和“才尽其用”,实现“才”与“财”之间的良性循环。

1993年4月9日

本文刊登于《计算机世界》,1993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