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语录

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美,给人带来的愉快是最大的报酬,是一种高级享受。献身科学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么样生活,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

一个好的科学家或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好人,才能带领队伍。什么叫好人?季羡林先生曾说过,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更多就是好人。这一标准我觉得可以再降低一点: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就是好人。

我的座右铭是:“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

中国古代有句话,上士忘名,将名利彻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来;下士窃名,自己不行就窃取人家的。我做不到上士,但是我不会为了立名而去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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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时事与人文

我们赶上了科技发展的春天

我是新中国培养的科技人员和教师,1954年抱着科技报国的志向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6年,在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我选择了计算数学作为专业方向。1966年时我还不到30岁,正处在科学创造的高峰期,文革灾难降临了,我无权参加尖端科研项目,身体又很差,但出于对科学技术的执迷,仍坚持研究工作。1975年我听说国家有一个汉字信息处理系统项目——“七四八工程”,当时我在病休中,但党和国家作出这项发展高技术的决策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和激励。经研究和试验,我提出了发展汉字照排系统一条新的技术途径:跳过当时日本流行的第二代光机式照排机、欧美流行的第三代阴极射线管照排机,直接研制当时国外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并用轮廓加参数描述汉字字形的方法解决汉字字数多,因而字形信息量很大的难题。党的改革开放和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好似一股春风,迎来了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春天。当时北京大学从事激光照排项目的主要技术骨干大多是三十多岁到四十岁出头的中年教师,在科学大会春风和党的一系列政策的感召下,努力拚搏,锲而不舍地投入科研攻关,努力把科研成果转化成商品。

“七四八工程”得到了党的三代领导人的关怀。1974年8月,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立项,因此得名。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北大关于“七四八工程”的一份报告中亲笔批示:“应加支持”。同一年,当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负责人的江泽民同志在一封长达三页的亲笔信中指出:“要集中力量支持北大的这一项目,尽可能少地进口,等将来研制成熟之后,可以把这一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北大方正发展过程中的每个关键时刻,我们都感受到党的正确方针的重要作用。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使我们可以用国际上最先进的元器件和设备实现激光照排系统方面的创新设计。

1979~1984年期间,高校和科学院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比较注重写论文,提职称也主要看论文,一些人不愿意从事艰苦甚至繁琐的工程项目,这种风气当时对北大负责的激光照排项目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但我们坚信,致力于把科研成果转化成实际生产力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因此顶住了压力。1984年党中央提出了“科学技术要为国民经济服务”,这一方针和相应的措施很快使风气改变,对项目第一线上艰苦奋斗的科技人员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八十年代中期,党中央又制定政策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一批采用新机制、充满活力的高新技术企业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北京中关村一条街上,随即北京新技术试验开发区成立,在这种环境下,诞生了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北大方正前身),实现了照排系统从科研开发到生产、销售、培训、售后服务的一条龙体制,大大缩短了科研成果商品化的进程,引起了我国报业和印刷业“告别铅与火”的一场技术革命。

股份制和证券市场曾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小平同志指示,可以进行试验。深圳和上海证券市场的建立和第一批上市企业的试验结果,表明股份制对筹集资金、产权明晰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的积极作用。接着四通、联想、方正等企业又以红筹股的形式相继在香港上市,促进了这些企业的内部管理与国际接轨。

1999年8月召开的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把科技创新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必须把以科技创新为先导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质的飞跃,摆在经济建设的首要地位。这要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指导思想。”

十二年来我们抓住了四次机遇,用创新技术引导市场,引发了报业和印刷业的四次技术革命或革新。

二十多年前,我是处在创造高峰、并工作在第一线的小人物,幸运的是遇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好时代。现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比我们这一代人更加幸运。最近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深化体制改革,促进技术创新和成果产业化,从而给年轻人更多的创业机会和施展才能的舞台。我现在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我相信,在党的十五大关于发展高技术、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关键地位的战略决策指引下,拥有众多优秀科技人才的九三学社必将在科教兴国的伟大事业中不懈努力,作出更大的贡献。

2001年5月28日

本文刊登于《光明日报》,2001年6月9日。